生一样来对待此事。埃里希·昂纳克的妻子艾迪特·鲍曼在丈夫和玛戈特·费斯特的关系开始不久后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埃里卡。可以理解，现在她绝对不愿意轻轻松松地就把地盘让给竞争者。她一再求助于瓦尔特·乌布利希，恳求他说句权威的话。但党组织犹豫不决。埃里希·昂纳克在此期间同艾迪特·鲍曼分居了几年，而他和玛戈特·费斯特的关系也不是毫无结果，1952年12月1日，埃里希·昂纳克第二次作了父亲，女儿索尼亚降生了。
这一切都是在一个并不算自由的党的眼皮底下发生的。为了分开昂纳克和费斯特这两个祸端，玛戈特·费斯特在1953年9月被送到莫斯科的科穆索莫尔高等学校学习一年。她不得不把女儿索尼亚留在柏林。和爱人以及女儿分离让她非常为难。当时在人民###工作的哈拉德·威瑟尔认为，这次由党组织安排的暂时的分离并不仅仅是对这两个在道德上越轨的男女的警告。它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玛戈特·费斯特被停止她少先队领导人的职务，不得不去莫斯科，而埃里希·昂纳克之后不久也丢掉了德国自由青年联盟主席的职位，这是作为对两人在1953年6月17日事件中表现的惩罚措施。在统一社会党的眼里，埃里希·昂纳克对镇压这次工人起义不力负有连带责任。而且，当时的总理格罗特沃希望用一个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同志来代替昂纳克。对于玛戈特·费斯特来说，在莫斯科的那一年首先是事业上的一个挫折。她远离了所有在柏林的重要位置，并且返回民主德国后一度失业。
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5）
几个月后，她终于在人民###落下了脚，当上了处长，负责教师培训。她勤奋工作，得以升迁。玛戈特很聪明，饱览群书，坚持学习并施展了她女性的魅力。“白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很快就成了她和同事们关系的写照。“实际上我们所有人都爱上了她”，当时的一位同事克劳斯·科恩教授说。“七个小矮人”的说法也反映出###里当时一种不好的倾向：顺着上司的意思说话。因为“白公主”会对那些批评者非常严厉。“她要是用食指强硬地敲击桌面，那就没有好果子吃了。”阿道夫·科沙科夫斯基这么说。尽管如此，玛戈特·费斯特似乎还是首先因为善于学习和内在的能力给人留下了印象。埃里希·昂纳克选择了另外一条向上走的道路。他巧妙地挫败了对手，并且傍上了正确的人物，首先是他的支持者瓦尔特·乌布利希，他在严厉的批评者面前亲自保护了昂纳克。乌布利希把他派到莫斯科的党校。谁都知道，这不是惩罚，而是昂纳克要为升任更高的职位做准备，也使昂纳克避免因婚外情事件而遭受到更多的负面影响。玛戈特·费斯特至少是一个勤奋的社会主义者，忠实于党的路线，并像昂纳克一样因从事青年工作而受到信任。如果抛开昂纳克已经结过婚的“不愉快的事实”，埃里希·昂纳克和玛戈特·费斯特堪称一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伴侣。在党组织的压力下，埃迪特·鲍曼不得不同意离婚。“绝不屈服”——玛戈特从她母亲那里学到的人生座右铭指导着她最终达到目的，1955年，埃里希·昂纳克和玛戈特·费斯特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举行了婚礼。
瓦尔特·乌布利希把清新、勤奋的玛戈特和年富力强、经过党考验的昂纳克所散发的朝气看作政治上的优势。两人和党内青年的良好关系对乌布利希来说就是统一社会党未来牢固的基础。昂纳克希望把自己失去的青年时代补上，因此直到高龄，他还一直保持和培养着同新生代的联系。四十出头，他仍然自豪地穿着自由青年联盟的蓝衬衫——他因而被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是一个年轻的职业人。“总是很强健，总是向前思考，一种马克思主义职业革命者和永远的年轻人的结合体，一种民主德国历史上道连·格雷式的风格。”当时的统一社会党研究者兰姆克这样描述他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