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城门楼那儿还要放焰火。我对父亲说：咱们迟回一会儿，我想看看。父亲同意了。我想父亲也和我一样，他老人家也有同样的心情，只是不说而已。
我俩在大街上很随意地走着，看着过往行人与车辆。走着走着，我猛然看见父亲眼眶里滚动着泪水。我害怕极了，连忙问父亲怎么啦？父亲抬起头，看了看路边的高楼大厦，不知他老人家是自言自语，还是有意识地对我说呢？——这么多楼房，怎么就没有咱们一间呢？父亲说完之后，一言不发。
当时我年幼无知，只以为父亲是一时兴起，随口说说而已，竟没体会到他内心深处的伤痛与希冀，会是如此地强烈。看完焰火后，我与父亲连夜回家，父亲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后面。一路上我是兴高采烈，而父亲却是沉默不语。当我们走到城外边时，我还回头看见天空中盛开着美丽的花儿。
那天父亲眼中的泪水，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参加工作以后，我对城市里的高楼大厦，有一种近乎疯狂的祈盼与追求。我发誓：一定要在城市买一套自己的楼房。在吕梁地区科委工作期间，因我是单身一族，自然住在单位办公室里，放一支单人床，床前面摆几个文件柜，也是一片小天地。后来，办公室主任搬走后，我就趁机搬到他那张双人床上。之后，也就有了青春期的事情。
一九八五年五月一日，我与内人在吕梁成家。单位给我分了一间房子，虽说不足十平方米，却是我的洞房，也是第一次住单位公房。在这儿，我与内人还没度完蜜月，就于当年五月二十八日调回忻州。因为内人户口还在村里，只好暂且住在单位办公室里，就是现在地区供销社办公楼一楼西的那间。
在这儿住了四年，这个单位就撤销了。之后，我又来到地区贸易货栈，内人也在张忱经理的帮助下，来到贸易货栈楼下的门市部工作。正在这时，办公楼背面有二间平房，里面放着一些杂物，我与张经理说明情况，他老人家非常同情我的处境，所以就答应给我腾出来。在这儿，我与内人又住了五年，因房子位于楼背后，整天不见阳光，潮湿不用说，放在柜子里的衣服及米面，时间长了，就要取出来通通风，就是内人的身体，也留下了手脚麻木的后遗症。虽说房子不太好住，但还是单位的公房，首先是不用出房租费，用水用电，也不用花自己的钱，这是唯一的好处。
到了一九九二年底，贸易货栈破产了，我又分配到地区日杂公司。就在这个时候，公司在三角道那儿有一套宿舍空着。这个消息是一位好心人告诉我的，房子的主人是北京知识青年，她叫李焕青，原先与我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因为落实政策，她返京回城了。我赶紧给了她三百元搬家费，同时把姐夫和三内弟叫下城来，又借了一辆三轮车，连夜把家搬了过去，当晚还在那儿住了一晚。
第二天，我来到地区供销社，想找我一位远房亲戚帮忙，他老人家名叫岳存怀。依据外祖母娘家的辈份称呼，我称他老人家为舅舅。他老人家有个小名叫二怀，我又习惯称呼他老人家为二怀舅舅，他老人家对我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恩情，以后我会单列一章，专门讲述他老人家的革命一生，和对我的所有恩德。
那天，二怀舅舅正在他办公室。我把住房的事与他一讲，他听完，并没对我说什么，就让我走了。然后，我又来到日杂公司经理王志明家里，他说困难是有的，但他会想办法的。然后，我又分别找见二位副经理及书记，与他们都说好后，事情也就办成了。一天上午，公司办公室主任李润梅将一串钥匙给了我。
这是单位第二次给我分房。
我与内人在此一住就是八年：二室一个走廊，还有一个小院，院里还有一间南房。唯一的缺点，就是宿舍通往市里面的那条路不好走，尤其是雨雪天气，泥泞不用说，路上也没有灯，路边还是樊野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