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奈何的石越从这件事中得到的唯一好处是,皇帝为了奖励他或者说安慰他,他又升官了。石越现在有一串长长的官名:“赐紫金鱼袋、礼部郎中、直秘阁、朝请大夫、检正中书三房公事、骑都尉”——他的本官与散阶,都是皇帝特旨,本朝少有的殊荣。但实际上除了工资高一点之外,完全没有实际作用。宋代本官经常不任职,因此礼部郎中对于石越来说,不过挂个名罢了。
而也就在石越在中书省试图说服王安石与诸位宰相接受他的钢铁业公司化的主张之时,远在西北的王韶开始了他一连串的胜利。
面对着王韶驻扎在渭源堡的大军,羌人部落各自倚险自守,不敢出战,企图拖跨宋军。王韶率军从抹邦山,过竹牛岭,仰攻羌人,取得第一场大胜。其后又在竹牛岭虚张声势,让羌人以为自己还在竹牛岭,王韶却亲率大军,偷偷抵达武胜,半路邀击羌人援军,大败羌人。王韶遂在武胜建城堡而守,然后自己趁胜攻击,在巩令城大败羌族玛尔戬,招降其部落两万余人。自此王韶威震洮河,兵锋所向,羌族无不战懔。玛尔戬惶惶不可终日,覆亡只是时间问题。
另一方面,不甘寂寞的章惇在湖南开始招降苗族,修建城镇,把雪峰山脉大梅山上的数万苗族纳入朝廷的管制当中。
得到王安石支持的军事行动接连取得大捷的消息,很快就传回京师,《新义报》、《汴京新闻》对这些胜利的歌颂,让王安石在京师百姓中的形象也变得高大起来。大宋的子民们,太渴望一场胜利来鼓舞他们的士气民心了。所以无论是实际上为新党所控制的《新义报》,还是标榜着“中立”的《汴京新闻》,都没有吝啬自己的赞美之辞。相比之下,石越钢铁新技术的成就,在当时的人们眼里,简直就不值一提。如果不是市易法在时时提醒着开封的市民们新法有多少弊端——现在连上街卖水果,都要交一笔所谓的“免行钱”了!
(《汴京新闻》对此进行过猛烈的抨击,结果被三个状元公引入歧途——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结果不分胜负,而那些靠做些小生意糊口的小商贩们的“免行钱”照交不误——直接的结果就是东京城的物价再次上扬。)
相比《新义报》与《汴京新闻》高调赞美王韶的胜利,《西京评论》就要酸溜溜得多,他们居然在这个时候不识好歹对在武胜筑城等事宜要花掉多少钱表示了质疑,暗示着王将军用钱用得太多!他们的口吻和枢密使文彦博大人简直一模一样。结果《西京评论》当天在汴京的销量跌了三成,而文彦博大人则被王安石驳了个狗血淋头,连皇帝在心里也怪他多事。
被石越称为“往坏里说叫不太识得好歹,往好里说叫有风骨”的文彦博,的确也没有让石越“失望”,眼见着昔日的好友今日的政敌一日一日得势,除了经过石越改良的青苗法之外,别的新法他一样比一样看不顺眼,而军器监案明明是个糊涂案还就是破不了……文彦博已经一日也不想在朝廷中呆下去了,有了被赶出朝廷的觉悟的他更加无所忌惮,愈发坚定的攻击市易法与保马法起来。
在石越几次和皇帝谈论朝政时,他已经明显的感觉到赵顼对文彦博有了不耐烦的情绪。当他隐晦的告诉冯京,希望冯京劝一劝这位文大人注意一下策略之时,冯京摇了摇头苦笑道:“没有用的。他早就想走了。”
到了九月初的时候,御史张商英的一次弹劾,最终导致了文彦博的提前罢官。张商英弹劾枢密院诸使包庇亲戚、纵容院吏犯法等十二条罪名,直接导致三个枢密使副文彦博、吴充、蔡挺同时请辞。赵顼没有办法,只好把张商英罢了,这个才到京师没几个月的御史,屁股还没有坐热,就被“贬”去两浙路监税了。皇帝无论如何,也不希望他的枢密院突然间没有枢密使了。
但是这件事使得赵顼对文彦博的印象恶劣起来——大宋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