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八二年的时候，发生了很多事。先是戏院无故被查封了两次，戏班的人担惊受怕，有几个得力的武行转去了别的戏班，演出受到很大的干扰，接着戏班的老板横尸街头，人心惶惶，戏班连夜搬离了台北。命运的脚步如此纷繁杂沓，或许就在某一天阳光正好的午后，死亡冷不防的撞开了门，从此告别了这颠沛流离的人生，又或者就那样被远远的甩在记忆的角落里，来不及咀嚼，也不允许拒绝。
事情发生的那天，阳光娇好慵懒。一院子的人都在彩排白娘子中许仙篷船借伞的桥段，我依然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路人甲，魂不守舍地看着许仙与白娘子一见钟情，院外就响起了杂乱铿锵的脚步声。一群穿着黄色卡其衣服的人匆忙而紧张的从院门前走过，随即枪声响起，人们面面相觑半一会儿才后知后觉的惊慌四散。丁建业不知从哪窜了出来，拉着我一下子躲在门后面，碰碰地将门栓好，紧张地在门缝里张望。我沿着丁建业的视线从狭小的门缝中望出去，恰好可以看到戏班老板的脸圆睁着大眼睛对着我们，黄沙飞扬的背景里，他呈大字型的尸体直挺挺地躺在地上，那么荒凉。
那些人淡漠地扫了一眼就收拾枪膛走人了。丁建业粗重的呼吸声一直回荡在我的耳边，待回过神来，我的手腕已经被他紧紧地箍出一圈淤青。那或许是我最直观最近距离面对死亡的一次。丁建业握着我的手，就像汪洋大海里的一块烂木头，尽管不可能成为救赎，却与我共同沉浮。那一刻，他曾给我一种叫做安全的感觉。后来我曾千百次想起那个场景和那只紧紧攥着我的手，或许除了王玉桂和毓敏秀的原因之外，那一握的安稳或多或少让我下决心嫁给了他，不过那也是很久之后的事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匪谍这个词，往常总觉得那个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时代离自己非常遥远，而戏院的老板却一夜之间成为了匪谍，戏班的每一个人差点成为共犯。我久久的没能从那场震惊中清醒过来。
丁永昌如何斡旋我不得而知，关于戏院老板，我所知不多，只知道那是个很儒雅的男人，剃着十分干净清爽的板寸头，总是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袍，颇有古时的雅士之风，不经常笑，笑起来却轻轻柔柔的。单从外貌上来说，我很难相信那样的人会作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不过坏人的脸上从来也不刻着坏人两个字。后来又陆续听闻他的悲剧源自所谓的组党结社发表反政言论尔尔，我也只默默地陪了一阵唏嘘。至于追求言论自由集会自由或其他自由一类的话，我想都没有想过，在我还未开化的脑袋里，只知道改革是需要无数人的鲜血和尸骨喂养才能成长，是伟人做的，而我始终不敢相信所谓的伟人就在我身边，那些勇敢的人，头上戴着光环的人，就那么毫不起眼的生活在我们身边。
戏院老板的下场很惨，他似乎没有家人，也可能是家人为了避免牵连，始终没有露过面。他的尸体孤零零地在地上躺了一个晚上，开始浮肿和发臭。他的脸被粉尘覆盖着，血迹已经干涸，受伤的地方停留着一只只绿色的大苍蝇，蚊虫嗡嗡地飞舞盘旋着。衣服上的一块块污渍和血迹与死时一模一样。许多人掩鼻驻足，唏嘘感喟几声，然后漠然走开。第二夜，尸体不翼而飞。戏班连夜搬离了台北市，来到台北乡下一个名叫梧桐的小镇。后来丁建业为了表现他的果敢与勇气玩笑说起，才神秘莫测地向我透露，是丁永昌带着他偷偷地把戏院老板的尸体埋葬了，就在台北到梧桐镇路上的某个地方。
那个地方，我应该是知道的。搬离的那个晚上，天上挂着一轮偏西的上弦月，影影幢幢的，并不亮堂。车上的人横七竖八地睡着，鼾声此起彼伏，和着聒噪尖锐的虫鸣蝉叫，竟有一种安定人心的感觉。我坐在大卡车里，看到他和丁永昌从众多箱子中拽出一个黑色的道具箱，半拖半拉着走进山林后面。
或许戏院老板的尸首就藏在里面，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