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金大中临危受命，上台之后毫不客气，把300多名贪污或失职的财经官员和银行总裁关进了监狱。金大中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时指出：“韩国危机的原因是很清楚的。我的前任没有实行民主和市场经济。政府与大企业勾结，政府过多干预经济，贪污**盛行，大量借贷使得韩国的银行和企业非常脆弱。”
从这一条上张子剑想到的是**高层，甚至培养一部傀儡官员，可惜韩国政府官员，甚至银行高层并不像小日本那么好糊弄，是在不行从日本弄几个妞过来，自古美人计，你就在高的官，只要被抓到把柄，还不乖乖就范，所有贪官污吏也不分国界吧！韩国的教训还证明，也许只有更换政府财经负责人，甚至更换国家最高负责人才能够为改革铺平道路。但是过度频繁地更换财经负责人，对经济发展也很不利。韩国在5年之内换了7任总理（泰国在10年里换了9任首相）。新官上任，还没有站住脚就被赶下台，谁也顾不上正在恶化的经济危机。
只有在金融风暴之后，韩国那些吹牛拍马的所谓经济学家声名狼藉。那些曾经及时发出警告信号的经济学家感慨万分，非常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能够采取更多的措施以唤起民众的危机意识。在九十年代，韩国总统金泳三政府产业政策的特点是政府主导金融机构。政府、财阀和银行三者紧密结合，利用各种手段来扶植大企业集团。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保证财阀能够对新兴工业进行大量的风险投资。和50年代和60年代的日本一样，韩国成功地实现了产业升级。韩国财阀在不长的时期内已经成为国际市场中高技术工业市场以及钢铁业、造船业、汽车工业和半导体工业上有力的竞争者。可是，韩国的产业政策也造成了企业和银行的双重扭曲。
韩国产业政策造成了很高程度的垄断，破坏了市场机制和公平竞争环境。1994年韩国最大的四家企业集团：“现代”、“三星”、“大宇”和“乐喜金星”的资产占韩国所有企业资产的22％，销售额32％，全国外贸总额的47％。由于在国内市场上缺乏公平竞争，使得韩国大企业脱离了国内市场监督，丧失了自我完善，及时改正缺陷的能力。
政府为了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给予大企业大量补贴和贷款使得企业预算约束软化，严重地扭曲了企业的行为。由于大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很低，促使他们过度投资。由于政府承担了投资的风险成本，从事冒险投资总能够得到较高回报。企业为了达到产业政策的目标而违反常规大量贷款，不断投资，无视风险地盲目扩大生产。
韩国的大企业为了加速扩张需要源源不断地投入资金。大企业往往通过借贷而不是发售股票来筹集资金。他们向银行举债，银行向国内和国外举债，以债养债。例如，为了让“大宇”从纺织转向汽车业，政府提供大量优惠贷款，使其负债比自有资本高出8倍。韩国产业政策推动大企业竭力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了和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竞争，争取市场份额，只能亏本销售。韩国前30家大企业的资本利润率还不到0。5％。大企业肩上的债务越背越重。韩国排名前30名大企业自有资产仅18％，绝大部分资产来自银行贷款，银行的资产又有三分之二来自外债。企业自有资本比率很低。在1992年为6。31％，在1996年下降为5。84％。由于大企业依靠借贷经营，抬高了国内利率，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1996年韩国股票上市公司的负债金额比1995年增加20。3％。负债金额占资产总额的比率1995年为83。1％，1996年上升为84。1％。公司资产质量低下，管理不善，资不抵债。据南韩公平贸易委员会的调查，1996年南韩30大企业的负债比例高达49％。韩国30个大企业在1995年资产负债比率为427。7％。其中，真露集团负债比例达到了3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