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他对于大多数事物有他自己非常明确的观点的原因。
因为在童年长期身体多病，他被迫成为一个习惯于用脑子警觉观察事物但却并不活泼的孩子；这种情况甚至在他的童年时代，就使他养成了沉思的倾向，对于生活奥妙与世间罪恶的观点，在他青年时代的文学创作中，以及在他作为一个成年人的书信中，经常再现出来。他成为一个不带偏见的追求者和自由的渴望者。他越来越多地相信，人类的进步与幸福，最好是通过和睦与协调来争取。他有一种勇敢的开拓精神，但却丝毫也没有权利的欲望，更没有任何去征服别人的领土和掠夺他们的财产的意愿。同个人进行争吵，对他来说是件格格不入的事。他在一八八三年曾写道：“我避免争吵，就象躲避瘟疫那样，即使对那些给我充分理由与之吵架的人，也是这样。”因此，他憎恶国家之间的战争，这种战争在通常情况下，不过是个人之间的争权斗殴被扩大为集体的舞台表演罢了”他对于这种战争的动机，往往是无法理解的。他的信件对于他的这种态度，提供了很多证明。
就我们所知，诺贝尔并没有留下关于他在青年时代所经历过的美国南北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对他的影响和他的反应的材料。但是，在一八五五年九月十三日寄往瑞典的一封信里，有几行字给了我们发现这位年轻人在战争期间思想状况的线索。正当伊曼纽尔·诺贝尔同他年轻的儿子们，在政府的命令下，在喀琅施塔得城堡紧急从事防御性的雷器制造工作时，阿尔弗里德写道：“这个地方当然不会给我留下任何使心灵愉快的回忆。……因为在俄国，对沙皇的祈祷要放在对上帝的祈祷前面。”象他这样一个着迷于技术事务和试验的人，竟然写出这样的话来，可以设想他的不快是由造雷工作的军事和破坏性质所引起的。
他年轻时代能藉原文欣赏世界文学，这意味着十八岁时诺贝尔在书的领域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运用自如了。自由派及具有乌托邦和平主义思想的雪莱，对诺贝尔的文学尝试曾有影响；他从雪莱身上发现一种混杂着宗教、批评和世界改良色彩的思想方法，这同他自己的性情及对于道德的一般态度是吻合的。由于他的科学性质和职业的因素，诺贝尔当然更现实些，并且追求那些比较可取的目标，但是，特别在和平事务这类问题上，他受到了雪莱的激励。然而，如果认为这位英国诗人就是使诺贝尔倾向于世界自由与和平的引导人，则恰恰是混淆了因果关系。首要的因素是他自己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具有同类精神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作品中，找到了共鸣。
诺贝尔在日常生活中，一直躲避那些无事生非的人，以及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粗暴扰乱别人的人。他有很多办法来避开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冲突和那些经常发生的专利权诉论。他首先主张和解，在和平的气氛中工作，并且在友好的基础上加以解决，即使这种解决在当时要使他蒙受损失或付出巨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他认为从各种角度来看，这种作法都符合最大的长远利益。他所经历的为时最长的化学诉论案，即线状无烟炸药那场官司，就是一个良好的例子。这场官司是由诺贝尔炸药公司在违背他所表达的意愿的情况下发动的，结果造成几年不愉快的忧虑和巨大的经济损失。诺贝尔感到在不用战争来解决国际分歧方面，就好象在日常生活中一样需要和平的工作环境。诺贝尔曾以各种语言在很多场合把战争称为“恐怖中的恐怖，各种罪恶中的魁首”。
在一些辩论和书籍中，曾指出奥地利的和平战士伯莎·冯苏特纳（她出嫁前的母家姓为金斯基女伯爵，1843—1914），是最早唤起阿尔弗里德·诺贝尔对和平感兴趣的一个人，而他那些关于预防战争的观点，就是由此形成的。在这里，简要说明这一点是必要的。对她所起的作用必须估计到，但不应予以夸大，因为她的影响并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