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的改革，又不想失去手中的兵权，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张家出自阳和卫小张村，家主张勋在嘉靖朝靠战功累进大同总兵，死后追赠劳碌大夫，官居一品。
到了张秉忠这一辈，还是子承父业替朝廷镇守边关。但和其他将门稍有不同，张秉忠不愿意离开大同镇，或者说不想离开阳和卫故乡。
原因很简单，在家门口上班地利人和，顺便还能带着本族本乡致富，生活工作两不耽误。一旦离开家门口，人生地不熟的，没有族人乡亲帮衬很多事情就全不好干了。
啥，真出去杀蒙古人，别逗了，张家之所以在大同镇守了几十年没出过纰漏，深受朝廷信任，靠的不是打仗勇猛，而是头脑灵活。
大同镇面对的主要敌人是右翼蒙古的土默特部，从父亲那辈儿就与其三娘子有了交往，双方表面上各为其主，暗地里则眉来眼去互通有无，没有大意外基本谁也不去骚扰谁。
如果赶上有特殊需求，还能互相支持一把。比如故意提供不听话的牧民驻地，让大同边军出关剿灭，当做功劳报上去。反之张家这边若是有不太听话的手下将领，也可以有类似操作，让蒙古人帮忙给收拾掉。
可是自打景阳皇帝要对五军都督府和兵部下手，张家虽然还没受到波及，但灾难却肉眼可见的临近了。按照皇帝的意思，将来边军将领都要轮流去陆军里学习，还得考试，合格的酌情安排，不合格的直接就失去兵权了。
对于新政，张家原本并没什么太大成见，主要是根本沾不上边，不吃亏也没占便宜。可谁若是要动张家的兵权，那就是百分百的挖祖坟行为，必须是死敌。
可光靠张家肯定没法对抗皇帝，但就在这时来自几位朝中勋贵的密信，让张秉忠本已打算认命的心思又死灰复燃了。
英国公张维贤、永康侯徐应坤、新建伯王承勋，一公一侯一伯，谈不上世代交好，却都与张家有很深的联系，说白了就是供货商。
向蒙古人大量走私禁榷物资很赚钱，但牵扯也很多，不是张家能独揽的。这三位不光身份显赫，还都在五军都督府中任职，就算拿不到真正的军队指挥权，以各种名义调配物资流动还是很容易的。
朝阳门外一役，京营全毁，前后都督府尽数裁撤，后军都督掌府事的张维贤、后军都督同知戍政京营徐应坤全都成了下岗人员，心中岂能不恨。
新建伯王承勋倒没被降职裁撤，可他对新政更是恨之入骨。当年袁可立担任漕运总督时，他正是漕运总兵，两人虽然谁也看不上谁，还能相安无事。
但待到袁可立兼任了海运总督，已经升任漕运总督的王承勋就越来越难受了。漕运的份额被海运衙门的大海船抢走了一大块，原本肥得流油的部门不到三四年就成了谁也不愿意染指的负担，不光蹭不到油水还随时要担责任。
大家同病相伶，诉求也就趋同了，矛头直指景阳皇帝。有道是人多力量大，同时胆子也大，这时张秉忠就有点恶向胆边生了，率先提出了土木堡20版，当场赢得了永康侯的支持。
在徐应坤的游说下，张维贤、王承勋把南京后军都督魏国公徐宏基也给拉了进来。这位远在南京，掌管着上下江防，本应与皇帝、新政都无瓜葛，可是松江造船厂的出现，却严重影响了徐家的利益。
有道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徐宏基掌管着江防，也包括沿江的众多造船厂，于是他也找到了发家的办法。
想在长江中下游行船，那就要去几家指定的造船厂买船。造不过来没关系，这几家造船厂会再向其它同行发包，每年啥也不干就能赚到一大笔差价。
不用问，这几家造船厂名义上和徐家没关系，实际上早就被徐家控制了，掌柜的不过是出头露面的摆设，真正做主并拿大头的还是徐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