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国总统”、原台湾省巡抚唐景崧弃城而逃，辜显荣受士绅之托，单身赴日本军营，延请日军入城，大致就是这个套路。
我们可以指辜显荣“汉奸”，但这种人，在这种情形下，是必定要有的。
当然，如果视幕府为“官军”，那么这帮子豪商就是“反正”、“助顺”——其实都一码事。
打头的一位，叫做白石正一郎，乃是长州的第一大富豪。他拥有长州最大的船行，还有一家“关门制船所”，制造非蒸汽动力的日本船。全长州大部分的日本船，都出自他的“关门制船所”。另外，白石正一郎还做茶叶出口贸易，生意做得很大，和上海以及英国的南安普顿、美国的波士顿都有密切往来。
说到“政治立场”，这个白石正一郎其实相当“反动”，他是倒幕派的大金主，甚至参加过“奇兵队”，素有“侠商”之号。不过，这种事情不能太认真，因为几乎所有的长州豪商，都是同情“倒幕派”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事实上，不仅在长州，全日本的大商人，都是讨厌“幕藩体制”的。原因很简单，三百大名割据日本四岛，各藩互不相通，严重阻碍了商品和资源的流动；幕府和藩国的政府专卖制度，也是大商人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所以，彼时的日本，是找不到一个不和“倒幕派”有勾连的大商人的。
幕末的日本，商人的地位是非常特别的。名义上，和中国一样，“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最低，但实际上，此时的商人，已经有了影响甚至主导日本政治的力量。
日本海岛国家，地狭人多，不论德川幕府怎么“锁国”，贸易都在整体经济中占比甚重。幕末时候，国家、政府开支愈来愈大，农业生产能力却只低不高，主要税源——农民那儿榨不出更多的油水了，政府赤字愈来愈大。于此同时，商品经济愈来愈发达，商人们的荷包愈来愈鼓，可是，幕府和大名却只能干眼馋，因为当时的“体制”下，没有法律条文和技术手段，向商人征收足够多的税收。
所以，很自然的，要维持幕府、藩国以及将军、大名个人的庞大开支，就得向商人们借贷了。
当时的幕府和各藩国，全部都是大商人的“债务人”，如果商人们不肯借钱，有的大名的日子根本就过不下去。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幕府和大名们，在大商人面前，就很难真正硬气得起来，对大商人的许多“不恰当的行为”，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大商人们也因此获得了影响政治的机会和能力。
这么一个背景下，既然人家肯见风使舵，关卓凡也只能“曲于优容”。不过，他自己当然是不见这帮子商人的，按照当时日本的体制，商人的经济地位虽高，但政治地位却低，也是没有资格觐见关卓凡的。和商人们的交道，一律交给徐四霖去打。
白石正一郎十分巴结，将自己最豪华的一套别墅“薰园”，腾了出来，以作关贝子在马关的驻节之所。
这所宅子，在一处坡地之上，风景既好，关防也十分方便。近卫团进去，里里外外、反反复复地搜查，包括有没有夹壁，有没有暗道？
结果一切正常。
宅子规制宏大，完全不输大名府邸。大门轩敞，可容轿、马通过，这在日本的大户人家中，并不常见。
关卓凡留意到，大门两侧的檐灯，不是传统的日本纸灯笼，而是荷兰风格的青铜煤油灯，这在当时的日本，更是罕见。
进了大门，转过玄关，只见园林异常精致，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