泻芮浚�凶乓獯罄�幌呤弊捌放啤癙RADA”的时尚气息。
“其他的烟怎么样？”
“红塔现在不好走，红梅也一样，红河还好。”
阿弥看着红梅烟的黄烟包，马上想起了若干年前，逢年过节，家里总要买些好烟—红梅烟，那时候与同伴用打火机烤烟包上的暗纹部分，以显现一个倒置的“凹”状的符号为正品。红梅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小康家庭的幸福生活，想不到那时认为的最好，到现在只沦为中低档的水平。当然，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发展太快了，市场上不断冒出高档的新烟，“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滩头上”。
20世纪90年代末的中国，有太多的新东西出现。香港回归仪式在位于维多利亚湾的会展中心胜利举行过了。百年国耻、一朝雪洗，国人扬眉吐气之余从这一事件得到两个启示：一曰“回归”，一曰“会展”。回归被引向另一种心理暗示，一切都将回归。于是，餐馆向着清代、明代，甚至唐代、汉代的装饰风格大胆“回归”，而且市场看好。“唐装”也大有复兴之势。电视剧大多数回归到有清一代—“公元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为中华民族的电视剧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是中肯的调侃。在这种商业文化环境下的人，特别是既得利益的人，多少渴望“回归”到那种“长幼尊卑，富贵贫贱，秩序井然”的等级社会，曾经不敢显山露水的财富愿意走到台前，通过汽车、服装、酒、烟的档次来区分彼此的不同所属。“会展”昭示的是形象和贸易经济的来临，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躲在消费者目光的背后做生意，这是新的游戏规则；而烟草行业却落伍了，被边缘化为低关心度行业—限制烟草广告，将烟草行业的整体形象屏蔽；专卖制度为烟草贸易带上紧箍咒—人类选择了烟草，而社会正准备抛弃烟草。
这个年代同时经历了互联网泡沫的沸点和冰点，人们对于新经济时代直接与国际接轨的想法在憧憬的巅峰就坠到丧气的深渊。
广阔天地的农村人口更大规模地包围了城市，有的人通过冒险和吃苦获得了产业；有的人在失落中到处奔波。不再享受分配的大学生开始了类似于“民工”的就业方式，于是“民工”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称谓逐渐淡出了传媒。
经济上的“入世”更催化了各种形象的蔓延。
恰逢世纪之交，预言家们编造种种世纪末恐慌，政治家们忙着引导人们展望充满诱惑的新世纪。
……
有着这么多群体性变迁的年代里，人们肯定经历了不一样的心路历程。究竟是怎样的一种思潮变迁虽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就此多说了话、多抽了烟；因为通讯和网络聊天空前繁荣、烟草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多说话和多抽烟虽然跟世纪末的焦虑没有必然联系，却也可以想当然地简单认为是人们多了些交流和思考。
大的社会变迁，竟也能在小小的烟草上投下影子，即所谓“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道理。阿弥对于即将开展的工作又多了一份体悟，项目的软件部分已有充分的考量和思路储备，接下来该勾画办公室等硬件平台了。
在随街漫步的时候，留意空房，是阿弥的又一用心。他对在成都的办公室有两种目标方案：一种是选择最为豪华的写字楼，装修风格采用玻璃、钢和纱的材料主题，营造未来和灵性空间；另一种选择是类似北京798大山子工坊、上海苏州河仓库艺术群落或昆明创库的老房子模式，装修上采用木头、石头和布的材料主题，营造拙朴人文的空间。这两种都有可取之处，总的用心，阿弥想在办公室问题上显现一种姿态和气势。上海人总经理在上飞机前留下话说：“要有干劲、更要有姿态，干出一种气势。烟草的问题，首先是一个‘气’的问题！我会尽快给你提供资金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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