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印刷线作为打样之用。阿弥所历，两条流水线已经足以开个印刷厂了。工人们没有设计室里的那些人冷漠，对于姜灿和阿弥提供的设计稿精心打版；还从烟包立体效果上提出了种种建设性意见；姜灿和阿弥很快看到了样品。趁姜灿和打样师傅研究工艺的空当，阿弥走马观花地看了整个印刷车间。好家伙，十几种知名卷烟的包装，正在机器上流淌。这哪里是印包装，简直是印钞票！在阿弥看来，每一种烟标都代表着那款香烟的品牌和价值。
印刷工人自豪地说：“除了水印工艺，这些机器印钞票也可以的！”
阿弥问：“那你们厂肯定被管得很严格啦！”
工人说：“那当然，经常有上面的人来检查。但行有行规嘛，我们给烟草企业印东西是很注意保密的，要不然被假烟贩子搞到烟标就麻烦大了。”
阿弥想想真是，怪不得印刷厂可以派头大；在防伪方面，烟草企业真还要靠着点印刷厂呢。
打样由于仅仅是打样，所以进行得格外顺利。但印刷厂里所有的人都对这些样品不抱有希望，原因很简单，在烟包有限的空间内，扩大健康警示语的位置，毫无疑问也就压缩了其他有用品牌元素的面积和张力。姜灿虽然硬着头皮督促工作按计划进行，心里也对这种做法的可执行性产生怀疑。
阿弥开导姜灿说：“作为储备方案总可以吧？烟包的设计从具像走向抽象、从淡雅走向色彩纷呈、从口号化走到今天的意念化，已经无路可走了！下一轮的设计方向，应该是朝品牌主张包装化做起。你不是用心在人文关怀上做品牌形象吗？对烟民主张健康，就是眼下最大的人文关怀。还记得原来的方案在现在发挥的作用吗？现在的方案在将来的作用，是可想而知的。”
姜灿说：“好像这样的烟包该由政府主张使用才对，它毕竟是对企业不利的！”
阿弥说：“还记得小时候给你老爸买的重庆牌香烟吗？那时候的烟包，是不要求印上‘吸烟有害健康’字样的；但现在的烟包都印上了，烟民就减少了吗？烟民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现在的准备，就是为在下一轮烟包改头换面的运动中，以标准的制定者、行业的领先者面目出现。”
姜灿无奈地说：“你说的，就跟我们故作清高一样。明知道突出健康警示语也无助于控烟，为什么要去做呢？”
“有法律而得不到执行和没有法律是两回事。突现警示语可以让控烟成为更加突出的社会性话题，跟艾滋病的防治必须社会化一样的道理。”
姜灿和阿弥一问一答式的对话，让一旁的印刷厂工人也听出了味道，他们似乎已经信服了。
当他们从汕头满载新样品回到成都时，姜灿和阿弥是大街上惟一在脸上洋溢微笑的两个人—别人都戴着口罩，就算高兴也没有办法在脸上表露。
姜灿回到公司，并不急于向老总们汇报汕头之行的成果。原先的经历让他了解到，再好的方案，也要等时机到来时提出。自己如今已是公司专司一职的部门负责人，应该保留这样的方案、等待那样的时机，没有必要在事前放炮。
虽是特殊时期，但各方面邀请赞助的函件不断传来。在一般人的眼中，烟草企业依然是富有的封闭世界和“红顶生意”的最佳选择。所以，自从姜灿担纲品牌营销这个部门以来，案头上积累的此类文件已经堆积如山，姜灿想在这个阶段集中处理。影视赞助和贴片广告的邀请，常常花大量篇幅介绍剧本如何新颖和立意如何高远。姜灿惟一有兴趣的，是发现电视剧的题材已经由清朝向唐朝以至汉朝推移，中国人始终想在浩淼的历史烟云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和对未来的启示，这种需求看来并没有变！那些关注现实的题材，大多也局限在毒品、离婚这样的阴暗面，叫姜灿更加厌倦。他疑惑，所谓主流文化的东西究竟在哪里！体育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