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每一个人心里的感受并不一样？这是一种心理上的不平等还是一种社会生活上的不平等，需要区分开来，心理上的不平等，是因为他（她）对工作的渴望造成的，为了劳动义务而希望平等这是正常要求，生活上的不平等，不能因为心理上投射出来的不平等就感觉到情绪，喜怒无常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心理而不是生活。心理上的因为觉得不平等而喜怒无常，是需要依靠个人反省并降低伤害的，一个法制国家，就应该没有喜怒无常的生活，喜怒无常不是可以正常交流的一个心理。孔子的学问之所以曾经产生巨大的坏作用，就是因为伦理变成了过份交流，而伦理是不能过份交流的，需要在法制社会里自发地形成家庭而组成新的生活契约。
伦理为每一个人的心理而设定，每一个人心理的有知和无知通过自我激活来完成，社会用法制来维持着伦理的平等，激活工作还是激活生活，这是每一个平等的选择权力。有知的人害怕成为新的孔子，而无知的人盲目寻找新的孔子。无知的人在盲目的寻找过程里，有可能找到他的伦理，这就是用伦理来表达自己的艰难，这个艰难虽然不能超过社会给予的法制要求，但是可以认识到孔子那论语中无所不在的力量，这种力量成为激活的能力，首先是激活了他（她）自己，很难想象一个人在没有激活自己的情形下反而能够激活他人。
孝顺父母，必然是劳动义务里的一部分，为了个人而从事的义务劳动是不合理的，每一个人都有家庭，义务劳动都是为了完成孝顺家庭的责任而需要建立的契约，只有劳动义务完成的状况，才能帮助确定他（她）的劳动权力。只有这样权力和义务才不会分离，必须先孝顺父母，这一点孔子论语的精神是不会失去的，家庭对个人自由总是具有限制要求，要求他（她）首先完成劳动义务，然后才能讨论他（她）的劳动权力，他（她）试图放弃孝顺父母的义务而去谈论个人的劳动权力的行为是奢侈的，他（她）心里的诗意是不成立的，他（她）需要再次确认自己的劳动义务，既他（她）具有孝顺父母的善意。只有重新确认自己孝顺的善意，才能去讨论激活工作的需要，反过来，他（她）正在激活的工作中，总是需要把个人的自由显示为最低的限度，成为受到限制的，具有善意孝顺的自由，这时，资本就会与他（她）建立契约关系，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这样情形下的契约，同时具有契约双方的监督机制。
个人的独生，使得孝顺父母的压力加重，但是这又是民主所需要的。作为独生子女，他（她）都需要契约，在没有弟兄姊妹分别负担养老义务的时候，他（她）都会对劳动契约产生需求，这一点形成的劳动契约中对于劳动义务的解释，需要更加合理，资本方给出一个劳动权力，是用来满足孝顺父母而不是？的需要上的，过分个人化倾向显然不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权力，而资本方提供的劳动契约里，个人对劳动义务对于资本的贡献，目的仍然是用来不断解决孝顺父母需要的，孝顺父母的需要在个人状态婚姻的更高位置，资本方不能因为个人的孝顺父母的需要得到满足，而涉足到婚姻等需要上的时候，用需要婚姻或者？的人际关系目的而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应该宣布此类关系非法关系，资本方的契约权力需要法制来约束，否则个人就会越过资本方来寻找新的契约组织，法制社会不允许的不合法民主手段一旦形成，就会有需要孝顺父母的个人试图用政治途径来解决，这就破坏了法律上用资本的民主来搭成政治稳定的目的与原则。因此，资本方需要激活的目的，是需要研究的，这些与研究人类罪恶起源，研究杀人心理动机，都是有一定联系的，资本方为了避免自己的变态，需要有更高的有知来维持自己的资本方地位，而他的有知与社会普遍状态之间不能差距过大，资本方是不是通过孝顺父母而成为资本方的过程，需要公开。
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