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的紧迫和训政的迫切性，宋彪选择将训政会的礼仪规格降低只是身穿着帝国陆海军大统帅的日常军装出席训政会，坐在长会议桌的正首席位，内阁总理大臣唐绍仪坐在他的左侧第一席外务大臣坐在左侧第二席，陆军部大臣舒方德坐在他的右侧第一席，海军部大臣程璧光坐在右侧第二席，其他依次类推。
中央会议桌外围的左右两侧各有另外一排会议桌，内阁办公厅、国家海警总局、税务总局、海关总署的内阁大臣则坐在这一席位上。
在全员抵达后，宋彪才在内侍官的陪同下出席，在皇帝进入训政厅之前，各位内阁成员已经起身，见到皇帝便统一躬身行礼，等待宋彪坐在席位上，诸位才重新坐下来
虽然是训政，严格意义上，宋彪身为君主立宪制的皇帝并无必要说太多的话，但他还是先开口和诸位说道：“此为帝国第一次的训政会，又面临日军的严峻威胁，民族存亡旦夕，国运荣辱难料，希望诸位能同心协力，与国家共存亡，与朕和国民共荣辱。”
听着这样的一番话，身为总理大臣的唐绍仪只觉得肩膀上的压力沉重无比，他起身再躬身行礼，道：“请陛下放心，臣等必将生死置之度外，不惜一切代价保全国家疆域和尊严，绝不割让一寸国土，绝不出让一分国利。”
其他诸位大臣只能也再次起身行礼，大家沉默无语，似乎唐绍仪所说的就是每个人的内心话。
在日本的逼迫之下，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确实已到了最为危急的时刻，胜则国家统一，伟大复兴指日可待，败则国家分裂，民族继续沉沦，继续要被外国列强压迫和残害。
宋彪此刻还不能在这样的会议上公开说“肯定是要开战”之类的话，他也不想多说其他的话，示意诸位大臣坐下来继续开会。
会议行程一切按照原先的预定进行，唐绍仪先开始谈财政危机的问题。
中齤华帝国的第一任总理注定是一位过渡总理，要带领中国从旧官僚体系走向新政府体系，唐绍仪则是一位从旧官僚体系中走出来的新派知识分子和新派官僚，在税务、通商、海关、外交、开垦、省政等方面都有很不错的表现，从政经验丰富，也是从基层一步步磨砺到一省巡抚的新旧交替时期的特殊官僚，绝对要比革命派的宋教仁、黄兴、陶成章、蔡元培等人更适合主持中央内阁总理的工作。
如果没有意外，宋彪在原则上会支持这位总理走完十年的两届任期，但不会更久，身为皇帝，宋彪不会支持其他人和他分享这个时代的领袖权威。
唐绍仪的旧官僚生涯起步于天津税务衙门，这是他的一个重要优势，对于政府的财政和税收工作他的理解是非常深入的。
在财政大臣张康仁和税务总局局长欧阳锡的帮助下，唐绍仪提前整理了一份关于新政府财政危机的全面报告，以沙俄帝国为重要的参照物，按照常规来计算，如果中国按亩正常收取每年10％的农业税，平均每亩地的农业税可达到1。2银圆，全国统计14亿亩耕地则可以带来16。8亿银圆的税收，约合1。6793亿英镑。…；
幅员辽阔，耕地面积庞大是新帝国最为重要的优势。
即便将全国的农业税调低到1/15的6。67％水平（这是绝无可能之事），以及考虑税收征收过程中的豁免、疏漏、人为过错等等问题，国家的农业税也不应该低于7。85亿银圆，同时考虑中央和地方各省在农业税上的3：7分成，中央财政的农业税总额也不应该低于2。35亿银圆，而往年清政府的农业税总额的中央收入仅有五千万两银子。
这里面足以说明很多问题。
然而，这一点并不是中央财政危机的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地方财政的混乱，各省独自为政和府县一级官员的缺失导致了税收工作的荒废，使得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