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到那青年走后，胡拾不由得哑然失笑。
作为在北平具有号召力的新文学领袖人物，这种事情胡拾碰到的更多，大家处理的方式大致相同，至于以后会不会看，那就要看有没有时间了。
林子轩拿着稿纸。和胡拾告辞，朝着北京大学外边走去。
相比较而言，胡拾比他要忙碌很多。
胡拾虽然反对泰戈尔提倡的东方文明，但泰戈尔在北平期间，他作为文化界的代表，不少活动都有参与，这次泰戈尔的访问是中国文化界的大事。
林子轩就较为自由，除了一些必要的活动，他可以随意的安排时间。
他住在北平石虎胡同7号的松坡图书馆内。那里也是新月社成员的主要聚居地，在北平没有自己的汽车，他只好乘坐电车返回。
在电车上左右无事，林子轩就翻看起了那叠稿纸。
稿纸上的字迹端正。是标准的小楷。
不过故事就显得粗糙了些，拖沓散漫，有些地方语句不怎么通顺。看得出作者是用心写的，只是水平没有那么高。
文章写的同样是湘西的人物故事。有模仿《边城》的痕迹。
林子轩虽然一直在抄袭名著，但抄的多了。逐渐培养出了基本的鉴赏能力。
他觉得这位作者的文化程度恐怕不高，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否则文章中不会出现明显的语句错误，而且作者显然还处在模仿名家文章的阶段，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
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这篇散文式的小说还是有着诸多的亮点。
他朝后翻了翻，翻到最后一页的时候，终于看到了作者的名字。
“写于1924年4月13日，沈丛文。”
林子轩看到这里恍然大悟，原来正是《边城》的原作者。
沈丛文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北漂一族。
他生于1902年，小学毕业，早年在湘西投身军伍，参加军阀混战，看惯了生死，终于觉悟，脱下军装，来到了新文学的起源地北平。
1922年，沈丛文来到北平，本想考取燕京大学的国文班，可他的文化底子太差，没有被录取，只好在北京大学旁听。
北漂的日子非常艰辛，可以说是连吃饭都成问题。
他准备写文为生，朝着北平的各大报社投稿，却没有一家报社愿意刊登他的文章。
北平《晨报》副刊的主编孙福园甚至在一次编辑会上，把沈丛文的一摞投稿当众扔进了放置垃圾的纸篓之中，并讽刺说这是沈大作家的稿子。
这里面有多种原因，一是当时沈丛文的文章还不很成熟，二是沈丛文的文章和孙福园主编副刊的理念不合。
这里还有一段郁达浮和沈丛文的故事。
1924年冬天，沈丛文无以为生，饥寒交迫，便写信向着北平不少文坛名家求助，只有郁达浮接到信后前来看望了沈丛文。
郁达浮在了解了沈丛文的窘境后带着他吃了顿饭。
这顿饭用了一元七角钱，郁达浮拿出五元钱付账，把剩下的三元三角钱给了沈丛文。
郁达浮还写了一篇著名的《给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发了一顿牢骚。
并劝说沈丛文不要想着读大学了，文凭没有用，读了大学也找不到工作，要么回湘西老家，要么做贼好了，生活比上学更重要。
随后，郁达浮向《晨报》副刊推荐沈丛文的文章，让北漂的沈丛文慢慢步入了文坛。
那个时候《晨报》副刊的主编已经不是孙福园了，而是换成了刘勉济和翟世映。
可以说，沈丛文在北平的前几年是极为窘迫的，甚至到了需要人救济的地步。
由此可见，北漂有风险，入行需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