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的人，总是抱怨在他之上还有那么多幸运儿。这一点，法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尤甚。虽然他也很有感情，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宁愿听从理智。这种民族的本性使法国人总是向前迈进，这种虚荣心也渐渐损害了他们的前程，但却绝对地支配着他们，正如节约的原则支配着荷兰人一样。这一本性统治贵族阶级已达三百年，从这一点来说，法国的贵族阶级是地地道道法国式的。
圣日耳曼区的人，一向以其物质方面的优势推断自己在智力方面亦占优势。法国的一切都使他们对此坚信不疑，因为建立圣日耳曼区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君主政体离开凡尔赛宫那一天便开始了的贵族革命。自那时以来，除几段空白以外，圣日耳曼区一直依赖着政权。他们以为，即使将来，这政权也在不同程度上就是圣日耳曼区：一八三○年其失败的原因即在于此。那时，圣日耳曼区的人犹如没有根据地的作战部队。他们根本不曾利用和平时期深深扎根于全民族的心中。他们犯了这个错误，是由于所受教育有毛病，也由于对其利害关系完全缺乏全面的看法。他们贪图并无把握的现在，毁掉了确有把握的未来。产生这一错误政策的原因，大约如下。
这些上层人士极力在他们与本国其他人之间保持肉体和精神上的距离，其全部致命后果就是：四十年来，在贵族阶级中培养了个人情感而毁灭了作为社会阶层的爱国主义。往日法国贵族庞大、富有、有权有势的时候，贵族老爷们在危难时刻能够从他们之中选出领袖人物，并且服从这些人领导。待他们变得微不足道以后，简直就无法接受纪律的约束了。正如后期罗马帝国一般，人人都想当皇帝；由于他们的弱点，觉得都是彼此彼此，于是便自以为全部高人一等。
每个家族，或者由于革命而破产，或者由于财产分割而破产，只考虑自己一家，却不考虑贵族大家庭。他们似乎觉得，如果每一个家族都发财致富了，整个党派自然就会强大有力。这是大错特错。金钱也一样，它只不过是权势的一个标志而已。这些家族的成员，保持着高雅的风俗习惯：彬彬有礼，衣着华丽，语言优美；贵族的那种假正经和傲慢，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已浑然一体。本来这些习俗只应该是生活的次要部分，当它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时，那就是低级趣味了。每一家族都具有某种固有的价值，但是一拿到表面上，就只剩下有名无实的东西了。没有一个家族胆敢自忖：我们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掌权了呢？一八三○年他们只好与诡辩者一样甘拜下风。
圣日耳曼区，不能象大人物一样表现出保护者的姿态，却象暴发户一样贪婪。一旦在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面前证明了，复辟的贵族阶级为自己的利益组织了政权和财政，从这一天起，这个阶级便患了不治之症。现在只能是寡头政治的则代，这个阶级偏偏要搞贵族政治。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凡是比较机灵、仔细阅读英国上议院议员姓氏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常常是平民的姓氏）。当然王国政府不乏美意。然而它一向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切都要使民众心甘情愿。即使关系到民众的幸福，也是如此。法兰西是一个任性的女子。无论是幸福还是被人任意殴打，都要心甘情愿。德·拉瓦尔公爵（驻罗马大使，风度极佳）的谦逊美德使他无愧于自己的姓氏，如果过去有许多德·拉瓦尔公爵这样的人，王室长房的宝座也就会象今天的汉诺威王室宝座那样牢固了。
一八一四年，尤其是一八二○年，法国贵族要主宰的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时代，最贵族化的有产阶级，和世界上最女人气的国家。圣日耳曼区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牵着中产阶级鼻子走，并且逗得它高高兴兴。中产阶级醉心于出人头地，爱慕艺术和科学。然而领导这个伟大的聪敏过人的时代的庸碌之辈，却全部仇视艺术和科学。他们需要宗教，但是他们甚至不会将宗教以富有诗意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