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在结束生命的四年前，看到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丧权失地，国民群情愤慨。谭嗣同痛感自己未曾致力于国家的富强，决心投身于维新变法。他气愤地斥责湘军的虚骄，非常敬仰康有为公车上书。他弃商捐银，和唐才常等人在浏阳筹建算学馆，创办新学，撰文主张变法，首开湖南维新的风气。他于1896年北游访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自然科学发生兴趣。他遍交维新志士，结识了梁启超，并通过后者进一步洞悉了康有为的维新思想观点。
1896年到1897年，父亲花钱为他捐了个候补知府，在南京待委，他经常去上海与梁启超讨论学问，研究变法理论。他还潜心读书，与杨文会研讨佛学，写成了他的代表作《仁学》。
1898年2月，谭嗣同回到湖南。湖南巡抚陈宝箴和按察使黄遵宪倾向变法维新，放手让谭嗣同整治学风，培养有用人才，推行新政。
谭嗣同与唐才常等人办起了时务学堂，唐才常任教习，谭嗣同亲自讲课，使时务学堂成为湖南维新变法的主要阵地。他又创办南学会，引进图书仪器，将学会推广到全省各地。他创办的《湘报》，“开风气，拓见闻”，积极宣传科学，为湖南思想界引进了大量新鲜空气。谭嗣同在南学会经常演说。他的讲演气势磅礴，观点新颖，语言铿锵犀利，道理清晰明确，深受听众欢迎。他还倡导开矿修路，推行新政，使湖南成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
6月11日，光绪帝下诏宣布变法。谭嗣同奉召进京，参与新政。
启程前，唐才常为他饯行，两人分析了局势，估计到变法维新的路上布满荆棘，前途并不乐观。他对爱妻李闰说：此次赴京，吉凶未卜，要“视荣华如梦幻，视死辱为常事。无嘉无悲，所其自然”。
他已将荣华富贵生死存亡置之度外，决心为变法图存，为国家昌盛贡献一切力量，乃至自己的生命。
9月5日，光绪皇帝召见谭嗣同、杨锐、林旭和刘光第，破格赏给他们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谭嗣同从此在皇帝身边阅处奏折，忙于变法事宜。
《明定国是诏》颁布后的第四天，慈禧逼迫光绪免去支持变法的军机大臣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将他逐回原籍，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管兵权。这表明慈禧准备收回光绪的执政权，重新“垂帘听政”。山雨欲来，光绪手无兵权，惊惶失措，无计可施，把希望寄托于袁世凯，因为这个人表面上支持维新，并且拥有一支现代化的新军。
9月18日夜里，秋雨绵绵，冷风凄凄。
谭嗣同身藏光绪的密诏，行色匆匆，来到袁世凯在北京的驻地法华寺。他肩负着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生死存亡的命运，变法成败系于一身。他能不能说服手握重兵的袁世凯，在慈禧太后即将发动的政变中保护皇上，保护变法，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谭嗣同只身来找袁世凯，表现出湖南人超卓的勇气和胆识。袁世凯一见这位年轻的不速之客神色凝重，便知事关重大，连忙屏去左右，把谭嗣同请到内室。谭嗣同干脆利落，省去寒暄，开口就直奔主题：
春秋三十三，壮飞人世间（2）
“你对当今圣上，看法如何？”
袁世凯赶紧说：“当今皇上，那是一代圣主呀。”
谭嗣同说：“那好。荣禄天津阅兵的阴谋，你知道吗？”
袁世凯说：“在下略有所闻。”
谭嗣同说：“荣禄执掌兵权，皇上将有大难。当今之际，唯有你能为圣上保驾。如果你愿意保驾，你就采取行动。要是你无心救主，请到颐和园去告发我，让我人头落地，你自能享受荣华富贵。”
袁世凯仿佛受了侮辱，愤然正色地说：“你把袁某当成什么人了？当今圣上是你我共同侍奉的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