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培基吓得连忙把画还给周赫煊，他如今在上海租房子住，生怕有小偷入室盗窃，要是把画弄丢了，把易培基卖了都赔不起。
“成先生在哪里高就啊？”周赫煊随口问。
成舍我说：“暂时赋闲在家，无事可做。”
周赫煊立即邀请道：“不如来《大公报》吧，我想要在重庆开分社，成先生你来做重庆分社的社长。”
成舍我委婉拒绝道：“周先生亲自相邀，实在令我受宠若惊。不过我打算自己办一份报纸，连报纸的名字都想好了。这次我去南京，就是因为办报经费有些不够，想找朋友投资合伙。”
成舍我在民国时期，也是响当当的知名报人，只可惜他的办报之路颇为坎坷。
最开始，成舍我在北平开办《世界日报》，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就是在这份报纸连载的。因为披露张作霖枪杀林白水的新闻，成舍我惹上杀身之祸，经朋友斡旋才逃过一劫。但成舍我在北平待不下去了，只能转让报纸股份，跑去南京创办《民生报》。
就在去年，成舍我又因报道汪兆铭的属下贪污渎职，被汪兆铭弄进了监狱。还是经过朋友斡旋，成舍我答应永久将《民生报》停刊，汪兆铭才把他释放。
说实话，民国那么多知名报人，周赫煊最认同的就是成舍我，因为他们都是自由主义者。
成舍我的自由主义，并非无限度的自由，而是在合乎道德法律之下的自由，有利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自由。
如果把张季鸾、史量才、成舍我三位报人拿到一起做比较，张季鸾最为圆滑，喜欢“小骂大帮忙”，无论是国党还是共党都比较满意。史量才在30年代变得激进，跟左翼文人走得很近，总是高举着爱国旗帜，喜欢讨论参与政治问题，让常凯申生出必杀之心。
而成舍我呢？
他是最纯粹的报人，他的原则是尊重事实，只要是真的新闻他就敢报道。他的报社左、中、右各派都有，因此也哪边都批评，但这种批评都是围绕着真实新闻而进行的，所以哪边都不喜欢他。
这人较真儿，认死理。
而在报社经营方面，成舍我又是最科学的，引进了一整套西方管理方式，并且还结合中国情况进行改变。在经营管理上，成舍我比史量才、张季鸾都更高明，可惜他总是因为触怒当权者而倒霉。
比如成舍我现在要创办《立报》，简直堪称办报的经典案例。
他首先做市场调查，在上海最大的报纸零售市场闸北火车站蹲守，发现两个字的报名最吃香，比如《申报》。而四个字报名的报纸，售卖者在叫卖时喊得很少。因为火车站往来匆匆，名字越短就越好喊、越好卖。
于是成舍我给自己的新报纸取名《立报》，两个字。
紧接着，成舍我又发现上海报纸市场已经被几份大报占领了，他根本就接不到广告。于是他又在《新闻报》登广告说，自己的《立报》日销不满十万份，就永远不接广告，从此专心打造新闻内容。足足亏损了半年，《立报》销量居然达到5万份，他越不接广告，商家就越是主动上门求打广告。
成舍我感觉时机已到，然后刊登声明，宣称《立报》日销已经破十万，瞬间扭亏为盈，只用了一年时间就成为上海排名前三的报纸。
这简直就是奇迹，上海是民国最繁华的城市，而报纸市场份额又早被瓜分了，成舍我居然用最短的时间硬生生杀出血路。
如此人才，周赫煊很想招到自己麾下，他说：“成先生，我认为上海不是个办报纸的好地方。”
“周先生说笑了，”成舍我乐道，“上海是全国最大的报业市场。”
周赫煊说：“两三年之内，日寇必然入侵上海。到时候，成先生的一番心血，全都要化为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