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羡慕那些工人，回到家就能无忧无虑地看电视了。我要是连着几天看电视，没好好看书，就会有种犯罪感。” 这种近似宗教意识的自我苛责流露出中国中产阶层的职业精神内涵。
中产阶层的休闲特征（5）
考察被访者的情况可知，闲暇生活易受工作束缚的多属依靠文化资本实现自身地位提升的“新中产阶层”群体，他们受制于严格的现代管理组织的成分较大，相比而言，那些拥有独立产业的私营业主阶层在休闲时间的选择上往往更加自由。江苏某车友俱乐部的管理人员在谈及俱乐部活动的参与情况时，不无感慨地说：“每次活动参加的也大都是那些人（指私营业主），热情很高。对，几乎每次都来。要不然哪有时间啊，像我们。”
2�权威性资源与休闲
工作与休闲的关系部分依赖于中产阶层个体占有的权威性资源。与配置性资源相比，权威性资源的表现似乎更加隐秘一些，那些资源占有者会因此增加强烈的满足感，并以此作为区分的条件；而稀缺者却往往只从“竞争激烈”、“工作忙”的角度为此寻找解释。S2就有亲身体会：“休闲啊，怎么说呢？我觉得真的当了头以后，他就有时间了。我今年就要好一点，以前我几乎每个周末都要去加班。现在因为我这边人也多了，可以把任务分掉一点。”那位为自驾游西藏特意换新车的N7先生对自己能够自由参加休闲充满自豪，并以此区分于那些有钱但无闲的高级白领：“我们（经常参加自驾游活动的）这拨人要么自己当老板的，要不在单位里也是中高层，怎么说呢，就是有一定的地位吧，能自由支配时间，要玩就玩，把工作安排给下面人就行了，要不然像我们开车去新疆，去西藏，一去就是20天，哪能说走就走？那些打工的，比如珠江路那些高级白领，可能收入高得很，有的大概比我们还有钱吧，他们就不行，好不容易凑两三天假，还要老板同意。”S3就属于N7先生描述的这种白领：“我最喜欢的是旅游，但旅游最麻烦的是占时间，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不管是男女，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假期有问题，去远的地方，起码四天到五天，休息一下还要三天，小公司问题就比较大，大公司可能还好一点。我在上班前旅游比较多的，到了这个公司后就很少了。”
如前所述，因为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所有制类型、单位性质等对于配置性资源的影响非常大，也直接影响到个体的休闲状况。S2的潇洒休闲就部分建筑在“公费”的基础上：“像去年的国庆，我是最后两天找同学开车到江西去玩的。基本上都是公费，吃喝拉撒全是公家报销，车也是公家车。” 前面提到的B8现在是香港一家高档时尚杂志的国内分社主编，以前她就职的是国家报社，所以感到休闲生活改变很大：“时间不够。这种工作就是没完没了，你永远有事儿干……以前我是财经记者，而且是国内体制，自由度很大，只要安排好，我就每个礼拜会去打两次高尔夫，天天要打羽毛球。在国内，你要说休闲，我觉得这是个管理的问题。”
由此可见，享受的配置性资源不同，对休闲本质的理解自然也不一样。资源的多寡直接影响到中产阶层休闲结构的构筑，影响到中产阶层个体的地位认同。从中，我们也更深刻地领会到吉登斯关于权力的论述：“权力关系通常是以极为深入的方式，根植于被那些遵循它们的人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模式之中，尤其是根植于例行化行为之中。”吉登斯，同前引书，1998，第279页。
3�认知能力与休闲
在某些中产阶层个体眼中，休闲似乎还只是件可有可无的事情，他们无视休闲的稀缺状况，甚至主动向往以更多的闲暇时间来换取其他资源。S13就说：“我选择（工作）的时候一般考虑薪水、福利待遇等，忙不忙事先也不知道的，而且我也不太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