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怎么当掮客的。”伯纳丁说。
乐娃摩尔看着他。“我们家里有几幅达利的原作，”她说，“是绘画作品，画布油画。是从我们的好友约翰·彼得·穆尔—穆尔上尉那里搞来的。他是达利的业务经理和私人秘书。”
“忘掉那个掮客吧。你应该直接跟穆尔上尉谈谈。”伯纳丁对我说，“一个你可以跟他做生意的人。”
“穆尔上尉？”我问，“他所做的不就是给达利削尖铅笔吗？”
“而用他削的铅笔在印刷品上签名，每一张他都一律得到10％的佣金。”乐娃摩尔回答。
此时我才知道自己对穆尔上尉的情况所知甚少。他于1919年出生于伦敦。他自称在二次大战中当过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飞行员。战后他成为英国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科达的私人秘书。敌视科达的人认定科达是用国际电影制片人身份作掩护的间谍。穆尔上尉是在罗马认识达利的，他将购买劳伦斯·奥利弗肖像的钱款送到画家手里。科达委托画家绘制了这幅画。从此穆尔上尉开始为萨尔瓦多·达利跑腿，进而当上了画家的业务经理和私人秘书。
达利的骗局 二（6）
“达利用西班牙语给他取了个外号，字面的意思就是‘金钱上尉’。”乐娃摩尔说。
“我会给穆尔上尉打电话，”伯纳丁说，“明天一大早就给他打。”
别忘了，我们身处70年代末，那时还没有移动电话。
“达利有时来巴黎疯马酒吧看看吗？”
伯纳丁大笑道：“达利在巴黎的时候，他去亚瑟夫人的法兰西趣屋，那里乐队里的男孩可是独具风采。还有就是一班穿女人服装的清一色男歌手。他也喜欢去看多莉·凡·多尔，一个西班牙双性人。”
第二天我去了穆尔上尉艺术风格装饰的豪宅。尽管我可以走路前去，但还是乘了出租车。穆尔上尉的豪宅位于优雅的第十六区，在香榭丽舍大道、凯旋门和艾菲尔铁塔这个区域里的隆尚林荫道上。我盛装出行，穿上银行家的标准服装：条纹衬衫、时髦领带、定做的套装、皮带和绒面革皮鞋。这是第一次我没往口袋里装现金。以前真是太危险了。现在我把钱缝进衬衫、内衣、裤腿，塞进我的袜子里。
我期待出现一个高大魁梧、军人举止的上尉。可他却又矮又瘦，
头发烫成波浪型，留着大卫·尼文式的胡子。达利的业务经理外表整洁，礼貌周全，表现出老式的良好举止。他有一张长脸（未免拉得太长了）、晒黑的肤色和故作浑厚的嗓音。由于他穿着灰色的“加莱王子”牌套装，上面有人字形图案，我想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仿效温莎公爵。或者说他是大卫·尼文缩小后的模样。相互介绍完毕，穆尔上尉打开四四方方大档案柜的一个抽屉，拿出成百支圆珠笔聚合成的一堆东西给我看，上面长出黄黄的石笋，看上去倒是栩栩如生。
“这是什么东西呀？”我问。
“达利的尿尿笔，”穆尔上尉大笑着说，“达利从旅馆房间偷走了这些笔，把它们都扔进一个抽屉里。有兴致的时候，他就打开抽屉朝这些笔撒尿。他尿液里的矿物质氧化了金属，那些免费的笔就长出了这些奇异的石笋。这东西不是很美丽吗？”
我听得目瞪口呆。“达利怎么啦？”我问。
穆尔上尉耸了耸肩。“达利就是达利嘛。”他说。
“你不喜欢他？”
“他是我老板。我不是非喜欢他不可的。”
“达利现在在巴黎吗？”
“现在？一年里的这个时候？不，不可能的。达利这个时候在纽约。冬天里他总待在纽约。”
“要是达利在纽约，”我说，“那我就怀疑我从吉尔伯特·哈蒙手里买的印刷品上的签名了。”
穆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