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再占吐鲁番。这两个城市是西域的门户，不管是去天山北边还是南边，都要以此为落脚点。
要对付的敌人更强大，除了叶尔羌汗国之外，向西的征程还有可能涉及到瓦剌蒙古和外喀尔喀蒙古各部的利益。
别看是互不统属的三方势力，但人家的祖上都是蒙古贵族，打断骨头连着筋，保不齐会同仇敌忾。如果这三家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大明军队即便战斗力很强依旧不太好对付。
可是反对之声却很小，前两次皇帝御驾亲征时大部分朝臣是反对的，但这次却是赞同意见占据了朝堂的主流。
难道是大臣们明粉暗黑，都盼着皇帝深入险境，好借敌人之手除掉？
不能说没有这么想的，但绝不是大多数。人是会变的，官员也是人，所以同样会变。跟着什么变呢？环境，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比如政治环境。
以前官员们反对皇帝的执政方式，不全是治国理念方面的冲突，更多是因为自身利益受到了侵害。古人云，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
但是经过了近二十年时间，又时刻处于强大的压力之下，很多官员主动或者被动的进行了自我调节，跟上了新政的步伐，或者叫融入了新的治国理念当中，从被害者变成了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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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是打破了传统官僚资本的垄断地位，让很多士绅豪强和大地主丧失了特权，甚至家破人亡。但新政同时也创造了一大批新兴的商人阶层，其中包含了很多官员。
景阳皇帝在设计和执行新政时并没有把官僚团体完全排除在外，只要愿意跟着新政的步伐前进，不光不排斥还很欢迎。
有道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每次皇帝要有什么新的经济举措，官员阶层都是最先接触到的，至少不会比民间晚。
而皇帝更是带头进行投资，还鼓励官员们也都将闲置的资金投入进去，并大部分获得了不错的收益。
久而久之，皇帝从原本单纯的利益分配者又多了一种身份，利益创造者。没有脱离利益团体，只是把利益重新分配了一遍，淘汰了部分旧获利者，加入了部分新获利者，顺便将获利方式改了改。
简单点说，以前是大家是一起想办法从老百姓嘴里以各种名目抢钱，然后交给皇帝一部分当做保护费。
谁如果玩大了、玩脱了、没擦干净屁股，或者在抢钱的过程中动作太大，伤害到了同僚的利益，大家就去找皇帝评理。
能赔点钱内部处理就内部处理了，实在瞒不过去的只能安上个贪官罪名，大张旗鼓的杀掉，以平民愤。
现在皇帝把玩法改了改，从老百姓嘴里抢钱还是要抢的，但必须注意分寸，得按照新制定的规则抢。只许少抢不许多抢，更不许急眼了杀鸡取卵。
谁该分多少也不再由皇帝裁定，而是交给了规则。谁投入的多、经营的好，谁就大概率获利多，反之则少赚点。
规矩都是明的，只要用心体会、睁大眼使劲儿看，肯定能弄明白。机会更多，只要运气不是太背，别搞从滦州往兰州倒腾生铁、焦炭这样的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
以前是十个官僚资本集团围在一百只母鸡旁边等着下蛋，谁手快谁就抢的多，急眼了还有可能伸手去鸡屁股里扣，弄不好就把鸡给扣死了。
现在除了官僚资本增多之外，还有不少民间资本也有资格抢鸡蛋了。听上去肯定亏了是吧，实则不然，因为母鸡变成了二百只，甚至更多。只要别太笨，抢到手的鸡蛋有很大可能比之前多。
另外就是想入场抢鸡蛋，手里得拿个装饲料的盆，每拿一个鸡蛋必须喂一把食物，好歹让母鸡吃饱，不能饿着肚子下蛋。
皇帝在干嘛呢？这时候就看出能力高低了。不愧是当皇帝的，人家除了捡鸡蛋手速飞快，同时眼睛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