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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这个“幕藩体制”，和近现代国家的君主立宪颇有相似之处：幕府是政府，天皇是国家元首，“虚君”，“敕许”——就是签个字，不过是履行通过法案的最后程序。
但实际上，两者根本不是一码事。
近现代国家的君主立宪，君主和政府是二而为一的，政治体制是一元的，签署法案是君主的法定义务；但“幕藩体制”是一种纯粹的二元政治结构，在法理上，天皇和幕府，京都和江户，是相互独立的，签署法案并不是天皇的法定义务。
事实上，法案没有天皇的签署也照样可以推行；只是有了天皇的签署，这个法案理论上才具有完整的效力。
而天皇肯不肯签署这个法案，即是说天皇听不听幕府的话，完全取决于幕府的势力是否足够强大。
这个“是否足够强大”，不是相对于天皇而言，“公家”——即天皇和他周围的贵族公卿，是没有自己的武装的，就是说，“公家”势力的绝对值，几百年来都是不变的。
幕府的势力消长，是相对于“幕藩体制”中的“藩”，即大名们而言的。
江户时代的早期，幕府对大名占有压倒性优势，天皇就很乖，将军说啥就是说，完全是个橡皮图章。江户后期，幕府逐渐走弱，特别是进入十九世纪以来，幕府财政愈来愈困难，“掌控天下”愈来愈力不从心。相反，“雄藩”们，特别是几个外样大名，如长州藩、萨摩藩、土佐藩，却愈来愈强大，此消彼长，天皇开始不听话了。
究其竟，不过是对于天皇来说，外边有了强援，可以拿来平衡幕府的势力；对于“雄藩”来说，可以挟天子而向幕府要求更多的权利。
比如，贝里“黑船来航”后，永嘉七年，即1854年，日本和美国签的《日米和亲条约》，也即《神奈川条约》，根本就没经过什么“天皇敕许”；但到了安政五年，即1858年，要签《日米修好通商条约》的时候，众议汹汹，幕府觉得自己一家子吃不住劲儿，就跑去找天皇签字。
没想到孝明天皇闹起了别扭，死活就是不肯签。最后幕府没法子，时任“大老”的井伊直弼，在没有天皇“敕许”的情况下，硬是和美国人签了约。结果舆论哗然，政敌借此群起攻之。井伊直弼乃兴起“安政大狱”，大肆打压反对派，也因此种下了日后“樱田门之变”被刺杀的肇因。
所以，这个“天皇敕许”，不是那么容易拿到的。特别是第二次长州征伐，和第一次征伐长州颇有不同。第一次征伐长州，是因为长州藩进攻皇宫，地道的“乱臣贼子”，幕府讨之，师出有名；这一次颇有人以为师出无名，不能算是“义师”，更何况还要向外国借兵？那不成了“里通外国”了吗？
但正因为如此，才更要拿到这个“敕许”。今时不同往日，如果没有这个东东，长州藩更可高呼：“幕府才是乱臣贼子！”
看幕府的国书，言辞恳切，但谦而不卑。里边自称日本为“小国”，而称中国为“大国”。关卓凡微微一笑，心说这个言下之意，是中、日只有大、小之分，没有上、下之别，日本不是中国的藩属，两个国家是平等的。
再看德川家茂的亲笔信，自称“弟”，极美关卓凡之功勋，表示要和贝子同心协力，奠定两国兄弟邦谊万世不易之基。
关卓凡想，是大国小国还是上国下国，是哥哥弟弟还是老子儿子，咱们打完了仗再说吧。
接见日本使团之前，关卓凡先听取了徐四霖的汇报。
徐四霖从日本一路陪着使团过来，海路反复，风波出没，人是更黑也更精悍了。
“我和使团启程的时候，德川家茂已经到了大阪，建立了将军行辕，开始筹备征长事宜。德川庆喜则到了京都，出任‘禁里御守卫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