崎的海途，本来舰队是不需要在半途停靠大阪的，之所以先到大阪，是因为关卓凡答应了女天皇唯一一个“政治性要求”：去国之前，回京都拜祭皇考和皇兄。
皇考仁孝天皇也罢了，皇兄孝明天皇其实还没有来得及下葬，唉。
京都是女天皇的故乡。四年前和宫下嫁，首途关东之时，十五岁的内亲王以为再也不能生返故乡，泪眼婆娑，曾赋和歌曰：
此身虽可怜惜，为君为民之故，且散做武野藏的朝露吧。
想不到四年之后，又踏上了故乡的土地。
可不久就要去国了。
这一次，不但可能不能生返故乡，甚至可能不能生返故国。
我的命运，就是朝露和浮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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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崎。
启程归国的前一天晚上，关卓凡以一向的习惯，拧亮煤气灯，摊开纸笔，做“阶段总结”。
长州藩覆亡，倒幕派皇族、公卿团灭，日本的倒幕力量被重重击倒在地，短时间之内难以翻身爬起。本时空，永远不会再有“明治维新”这四个字，类似的革新被无限期地后推，在中国重新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之前，来自日本的可能的干扰被最小化了。
幕府有可能扮演原时空明治政府的角色吗？
不可能。
就像之前分析过的那样，幕府的“改制”，就是换汤不换药，就是在肌体的表面涂抹一点红药水，皮肤下面，什么也没有改变，骨子里就更加不用说了。二次长州征伐，“西法”训练的幕府军的表现，完美地诠释了这一点。
某种意义上，幕府的“改制”，还不如原时空中国的“洋务运动”。中国好歹名义上还是个中央集权国家，而按近现代国家标准，“幕藩体制”的日本，甚至不能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国家。
不废“幕藩体制”，日本永不可能迈入近现代国家的门槛；可是，“幕藩体制”是幕府的生存根基，废“幕藩体制”，日本可能新生，可幕府就是自杀了。
所以，幕府统治日本一天，日本没戏一天。
但是，幕府不可能长时间地有效地统治日本。
迫在眉睫的危机解除，幕府上下兴高采烈，以为“天下从此大定”。但关卓凡却认为，幕府只是暂时渡过难关，按下葫芦浮起瓢，第一个火头暂时熄灭了，第二个火头很快就会烧起来。
这“第一个火头”，是地方武士向幕府夺权；这“第二个火头”，则是来自于底层人民的反抗。
天保四年，即1833年，日本各地大饥，史称“天保饥馑”。饥荒持续至天保八年，即1837年，情况恶化，终于爆发了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贫民暴动。
从那时开始，大大小小的“一揆”便此起彼伏，时至今日，有愈演愈烈之势。
“一揆”，日语表示人民对领主的反抗，即“暴动、起义”之意。
这是我们熟悉不过的王朝末期的景况，而幕府的“开国”，相当程度上加重了这一局面。
西洋资本和技术的涌进，传统手工业者无法招架，纷纷破产；生丝、棉花、茶叶等商品大量出口，导致国内物资短缺，物价因而上涨。而且这种物价的上涨具有强烈的传导性，最终致使并不出口的大米的价格也大幅上涨。
日本国内银贵金贱，洋商便用国际比价低廉的白银在日本大肆套购黄金，使日本各藩藩库的黄金储备迅速告磬。为挽救财政危机，各藩只好降低新铸的货币的含金量，或者滥发“藩札”——相当于纸钞，造成严重的货币贬值。
物价上涨、货币贬值互相作用，使通货膨胀愈来愈严重。
农民、普通市民、下级武士，都陷入了急剧的贫困化。
第二次长州征伐的庞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