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帽子。
这也是关卓凡为什么对言路又打又拉，巴掌红枣，恩威并施，不遗余力之缘故——必须彻底降服这班“读书人”，纵然不能使之成为近代化建设的助力，也决不允许其拖“改革开放”的后腿！
总之，历史上的慈禧，推行洋务和新政，不够坚决彻底，根本原因是她缺乏基本盘，面对保守派的反对，没有坚持到底的自信心，不能不在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来回摇摆，虚与委蛇。
现在，慈禧认为有了自己的基本盘了，且是最强大、最坚固的一块基本盘——轩军！由此，她对保守反对力量的顾虑，会大大减低，接下来，关卓凡力推新政，她给与的支持，会远比原时空的坚定、持久，此中意义之重大，不言可喻。
慈禧对关卓凡和轩军的信任的加强，还为关卓凡解决了一个重大的麻烦，同时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机遇——她乐意关卓凡同时迎娶荣安公主和敦柔公主。此举不但解开了关卓凡、慈禧、慈安三人之间一个原本看似无法打开的死结，进一步夯实了三人同盟的根基，同时，同时——
呃，那是以后的事儿了，暂且按下不表吧。
收服玉儿，也是天津之行的一个重要收获。玉儿的作用，不仅仅是关卓凡在圣母皇太后身边放上了“自己人”，多一个人替他说好话，多一个人为他通风报信，还在于，还在于——
呃，那也是以后的事儿了，也暂且按下不表吧。
只是这个小姑娘犹如朝花着露，水灵鲜嫩，光彩迎人，关卓凡每次想到慈禧原本是将她给了自己的，便心痒难搔。可是，这朵花，注定只能看，不能摘，嗯，可是够锻炼意志力的呀。
天津之行，关卓凡最后一个重大收获，是“引蛇出洞”，引出了“恭惇联盟”——这支最强大、最重要的反对力量，并成功地把对方引进了一个事先挖好的大坑里。
关卓凡筹划天津之行的时候，就不排除天津之行期间，北京可能生出些什么幺蛾子。这非常符合政治斗争乃至政变的一般路子：出征或巡行在外的时候，后院起火，对头在京城发动变乱，夺取政权，然后发诏，宣布外边的那位是“叛逆”。
当然，政变是不可能的，除非有人脑子真的烧坏了。
有能力发动政变的，只有恭王一人。先不说恭王还有没有勇气再做这种事情，也不说文祥、曹毓瑛这班“恭系”大将，还愿不愿意跟着他铤而走险，单在技术上，政变就没有可行性：慈禧和关卓凡在一起，“同道堂”的印章，慈禧当然是随身带着的，诏书上若没有慈禧的“同道堂”，只有慈安的“御赏”，就是伪诏，就没有合法性。
就是说，想师祺祥故智的人，拿不到“大义名分”。
至于实力对比，就更不用说了。恭王不直接掌握军队，帝国最强大的军队，牢牢掌握在关卓凡手里。而且，北京城下，有一支吴建瀛部虎视眈眈；天津距北京，急行军的话，亦不过两三日的行程。
政变不可能，但对头以为可以“趁虚而入”，搞点什么别的古怪出来，还是有可能的。
果不其然。
关卓凡严阵以待，迄今为止，惇王方面，已一一成擒。
打倒惇王，意义并不在于“搬开改革路上的绊脚石”。政治上，惇王的分量并不重，他的政治立场虽然偏保守，可别说在政坛上了，即便在旗人和宗室内部，也谈不上是“保守势力的总代表”。
惇王的价值，在于他的身份：先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