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设置(推荐配合 快捷键[F11] 进入全屏沉浸式阅读)

设置X

第1部分 (3 / 5)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男主人公,张艺谋就是以自己的父亲为原型,他想表现父亲所经历、所承受的一切。“父亲”背景其实很简单,简单到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被分配到乡下教书,因此和“母亲”有了交集,并且有了平淡得像白开水一样的爱情。

张艺谋的父亲名叫张秉钧,母亲叫张孝友。说起他们的出身,都颇有点门第。

张艺谋的外祖父新中国成立前是一名税务员。这是一个肥缺,职位虽然不高,收入却不少。他一生娶过四房太太,张艺谋的外祖母是他的第四房太太,19岁一嫁入张家,就成为许多个孩子的母亲。她本人生过两个孩子:儿子张乃光,女儿张孝友。

张艺谋的父亲祖籍陕西临潼(旧县名;在陕西省西安市东北部,1997年改设临潼区)相桥镇。张艺谋的大伯毕业于黄埔第九期,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职位是军参谋长,后来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张艺谋的二伯则毕业于黄埔军校汉中分校。张秉钧是个沉默的人,新中国成立前曾当过军需官,曾经拥有国民党军籍。

西安解放前夕,张秉钧离开军界,在陕西省财政厅当会计。

张孝友当时年方19岁,正是如花般的年龄。她就读于西安的一所教会学校——玫瑰女中,正梦想着高中毕业后考入大学深造。可是,她的家人不同意,一再施加压力,要她结婚。

张孝友被逼无奈,只好说:“谁供得起我上大学,我就嫁给谁。”

经人介绍,张孝友认识了29岁的张秉钧。张秉钧有些新思想、新观念,经济上又过得去,对于张孝友的要求,他是完全支持的。

既然双方同意,婚事便紧锣密鼓地筹备开了。事情非常凑巧,他们选定的结婚日——1949年5月20日——竟然就是西安的解放日。正是这一天,西安城里的国民党旗被扯下了,换上了共产党的旗帜。

1950年11月14日,农历十月五日,早晨7时许,西安市西郊梆子寺街的张家迎来了第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张艺谋。

当时还没有去医院生孩子的风俗,即使城里人,也一定是在家里生孩子。如果顺产,家族或者邻居某个大嫂前来帮帮手;若是不顺,才需要紧急请接生婆。张秉钧在妻子临产前便请来一位熟人的太太,是日本人,懂得接生。张秉钧知道生产是女人的生死关,极为重视。

喜得贵子,张秉钧乐坏了,他立即张罗着向亲戚报喜。外公接到这一消息,开始琢磨给孩子取名。他拿出一张红纸,在上面写了3个字:张诒谋。

“诒”字是一个不常用的字,诒谋,有遗传了祖先某种谋略智慧的意思。联系父母的家庭背景,父系算是军人家庭,母系算是书香门第,古文中有“诒厥孙谋”之语,意即为子孙谋划。

外公对“诒”字的理解是“诒者勋也”,是期望他在未来建立功勋,光宗耀祖。

1951年,张孝友的哥哥张乃光考上了西北大学生物系。此事对张孝友产生了极大的鞭策作用,她再一次向丈夫提出了读大学的想法,并得到了丈夫的支持。第二年,张孝友便考上了西安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给张秉钧安排了一份新的工作,去省农林局下辖的一所学校工作,月薪有60多元。张孝友于1955年大学毕业后留在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皮肤科工作,月工资元。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工资大约只有30元,可以说张家的收入还是过得去的。

但是,张家远远不止3口人生活。张艺谋又添了两个弟弟——张伟谋和张启谋。张伟谋出生于1954年,正是张孝友读大学期间。为了生育,她不得不休学了一段时间,也将寄养在哥哥张乃光家的张艺谋接了回来。当时,每出生一个孩子,家里的生活水平便降一大截。日后张妈妈

上一页 目录 +书签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