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外的四川，我至尊的父亲，我至爱的母亲，儿我向您叩首！
姐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生于1965年，二姐1969年——她们的童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过的。对于她们的童年我知之甚少，只是偶尔从母亲和她们自己的口中了解到其中的若干片段，知道了大姐上小学的时候得成天背着我哥，而二姐稚嫩的背则成了我记忆深出暖暖的摇篮，我就在她的背上摇呀摇，摇过了我的幼儿时代，也摇过了我的半个童年。我不知道一般人大概是从何时开始记事，但我却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二姐背着我的时候，因为不知何事让我不高兴，我就又哭又闹，还抓她的头发，姐就使劲地左右晃动着我以作报复，而我就闹得更凶了。这个场面成了我最早的关于幼儿时期的记忆。
大姐初中毕业，因为没考上高中和中专，就回家了，二姐则小学四年级还没毕业就辍了学。从我逐渐懂事开始，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时两个姐偶尔会说起这件事，母亲总是以一种无可奈何的口吻解释说，当时不像现在，家里连只鸡都不许养，哪来什么收入，穷得叮当响，早晚吃的稀饭稀得捞了半天不见饭粒，更不用说有钱读书了。姐姐有时候会不客气地“将”上一“军”：那时候哥又怎么有钱读书！每每这个时候，母亲也只有苦涩地笑笑，不言语了。现在想来，不能否认父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但根本原因则在于家庭的贫穷。如果不是父母含辛茹苦，再忍辱负重也要把我们兄弟俩送到学校去，那么我们姐弟四个就都只能在家继承父母的衣钵了。当然也正是因为两个姐在辍学后回家做了父母的左臂右膀，我们兄弟俩才有了安心求学的机会，她们为我们所做的付出也就可想而知了。
两个姐（尤其是二姐）本来所学就不多，辍学后又没日没夜地奔波劳作，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份“闲情逸致”接触书本，到后来仅学到的一些东西也就忘得差不多了，为此她们都没少吃苦头。我初中时开始自己写对联，一般大年三十那天我一边写，二姐就一边贴。我高一那年贴对联的时候，由于我没告诉她贴哪儿去，她竟然把一副该贴在猪圈上的对联给贴到大门口上了，幸亏发现得及时，才没遭邻人的笑话。我知道那是由于二姐认识不了几个字所致，便没有大声嚷嚷，但直到我现在仍清楚地记得，当我悄悄地把那副贴错的对联揭下来的时候，站在一旁的姐是满脸通红。到后来，我们镇上有家外地人办的裁缝培训班，因为那个时候大姐已学会了裁缝，我妈就便极力“怂恿”二姐去报了名以便也学点手艺。二姐刚开始还踌躇满志，打算学成之后便自个儿开家裁缝店，可过了不到10天，回来便说不去了，原因是那个外地来的师傅讲的是普通话，而我们当地客家方言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差别，二姐只能连听带猜；这还不算什么，师傅一边讲解还一边板书，姐姐就只有干瞪眼的份儿，自然就学不下去。大姐也有本难念的经：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姐家一面养鱼，一面还因地制宜地养些家禽家畜，有一次，因为看不懂说明，一次大姐错将某一种新出的杀虫剂拌了饲料喂鸡，结果一夜之间家里的鸡差点遭到灭顶之灾。
哀山乡赋（10）
两个姐都在25以后才嫁，这在农村算是大龄了，当然不是因为嫁不出去，而是她们都希望能为父母多干几年活。我上初二的时候大姐嫁到一个比我们家还偏远的地方，姐夫高中文化，会畜医，比较上进而且脑瓜子也不错，或许这是大姐愿意嫁到偏远地方的原因了。结婚的头几年，他们承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