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局已定，政权稳固了下来，就不能再轻易地重用“降人”了。一是厚待“降人”的政治需求已不存在，二是自身的人才梯队已经建立起来，既没有足够的重用“降人”的人事需求，也要防止“空降干部”对正常的人才递升机制造成不良影响。
关卓凡用田永敏，当然不是为了“瓦解敌人军心”——对长州藩，轩军始终保持着压倒性的优势，战事从来没有“胶着”过，基本没有“瓦解敌人军心”的政治需求，何况，他重用田永敏，是刚刚的事情，距征日结束，已经整整半年了。
那么，大清开国已经两百余年。大局早定。政权早就……稳固……下来。呃，“自身的人才梯队”……
呃，好像有哪里不大对劲……
时逢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帝国犹如一只老朽巨轮，一头扎进狂风暴雨之中，使出浑身解数，堪堪闯过风最急、浪最高的险滩，现在的局面。只能说是堪堪从“风雨飘摇”中走出来，看见了天际的一缕阳光，“稳固”二字，是早早就做了明日黄花的。
帝国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同样老朽不堪。关卓凡感叹过的中国的“人才荟萃”，仅仅是纸上富贵，或者说，最多是只“潜力股”，在帝国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不做出全面、彻底的变革之前，无法真正变现。
“人才梯队”神马的。是根本谈不上的。
就是说，关卓凡面对的局面。就是不折不扣的“草创”。
因此，不拘一格用人才，就是必须的了。
在这个时代，田永敏——大村益次郎，是关卓凡能够找到的、可以为己所用的、最优秀的人才之一。
日本的“兰学”，渊源久长，其来有自。大村既通汉学，亦通兰学，而且，他之“通”，是真的“通”——未必有多么“精”，但深知底蕴，明晓优劣得失，不是浮光掠影，不是皮相之见。
这一点，中国绝大多数办“洋务”的人，都比不了。中国办“洋务”的人，哪怕最通如郭嵩焘、李鸿章者，对西洋的文明制度，最多也只能说是“知其然”，但人家的里子、底子，是“不知其所以然”的。
大村的兰学，不仅“务虚”，还能“务实”。除了老本行兰医，对船舶、机械、土木，大村都有相当程度的涉猎，且都能称得上一个“通”字。
在军事上，大村不仅是指挥作战的天才，还是理论著述的大家，他著有《兵家须知战斗术》、《兵陵战》、《筑城典型》、《舶工须知》等著作。
这种实践、理论一把抓的大拿，莫说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就是在狂飙突进、英才辈出的幕末日本，也是极其突出的。
现阶段，关卓凡不可能把军队交给田永敏指挥，但说到“以我为主”的陆军军事学校的校长，关卓凡实在想不出有比田永敏更合适的人选了。
大村刚刚被俘投降的时候，对轩军的体系、制度、运作，自然还是隔膜的，但做了半年的后勤参谋和作战参谋，以大村益次郎——田永敏之能，不但什么都一清二楚了，且理解之深，拿捏之准，后来居上，超过了大多数的轩军官兵。
事实上，即便不指挥作战，田永敏的能力，也不是一个军事学校的“总办”能够局限的。
他在长州藩主持的军制改革，不仅仅是军事制度上的脱胎换骨，还是极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
其中最重要者，是大村益次郎废除了日本千年以降的“马廻众”制度。
所谓“马廻众”，就是骑马围绕在主公周围的亲兵。大名的叫“马廻众”，幕府将军的叫“旗本”。长州藩的“马廻众”制度，又称“八组制度”，由八家重臣世袭藩主的“马廻众”——其实就是由这八家子弟世代垄断藩军的各级官职。
因此，对长州藩来说，“八组制度”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