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父亲又提起了这件事，祁有音深知父亲的心情，便安慰了一下父亲，说她一定会再去长水村寻找那位救命恩人。
到了单位，祁有音想打电话把这事跟周建业讲，又想起他们之间的约法三章，其中之一就是上班时间不谈家事。祁有音只好等下班以后再跟周建业讲，同时她心里突然不安起来，觉得父亲给她打这样的电话似是一种不祥之兆。
正想着，祁有音的手机响了，弟弟带着哭腔告诉她父亲患了胃癌，已经晚期了。
祁有音听罢，手抖得几乎拿不住手机了，妈怎么样？她颤着声问。
弟弟说：妈还不知道呢，不敢把这事告诉她，怕她受不了。
祁有音匆匆说：好，我马上回去。
祁有音给周建业发了手机信息，又跟办公室打了招呼就直奔长途汽车站，赶到家的时候已是下午。父亲显然还不知道自己的病况，医生要求开刀治疗，说胃上长了一个良性瘤。父亲执意不开刀，理由是自己身上的刀疤够多了，于是只好由着他在家里保守治疗，煎点中草药。父亲离休后，一直研究中医，到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地步，经常自己给自己开药方，连医院的医生都很服气。
祁有音突然而至，父亲显然很惊讶，怎么早晨刚打过电话，下午就赶回来了呢？
祁有音不敢流泪，父亲问什么她就嗯嗯什么。
父亲气色枯黄，一副病入膏肓的样子。祁有音听父亲说着话，内心不住地翻卷，父亲这辈子太不容易了，年轻时扛枪打仗，中年时遭遇文革；晚年又患了癌症，人生的所有苦难几乎都让他尝尽了，父亲真可谓是在血水里浴三次，在咸水里煮三次，在清水里洗三次的人。战争年代的事她不知道，文革期间父亲遭受的惨状至今历历在目，红卫兵用皮带抽打父亲，用开水浇父亲，更为残忍的是他们要父亲天天跪着，直至跪上一百天，父亲的膝盖全部跪肿了，甚至流脓出血。母亲心疼父亲便给他缝了一个棉垫，她乞求红卫兵让父亲跪在棉垫上。红卫兵讲了一个条件，如果父亲跪在棉垫上，那么母亲就要陪跪，为了父亲的膝盖，母亲答应了，她看到父亲每天跪到棉垫上，她便跪在一边陪父亲。冰冷的水泥地，母亲的腿不时抽筋，父亲心疼母亲，将棉垫从自己的膝盖底下抽出来递给母亲，想让母亲垫上，两人你推我拉地推辞，被一个红卫兵看到了，叫嚷着说两个反革命分子搞资产阶级情调，棉垫被一把火烧了。父亲跪满了一百天，有将近两百天的时间不能行走，祁有音这才从母亲嘴里得知父亲的膝盖下方受过枪伤。后来，父亲走路的时候总是节奏缓慢，战场上的英雄本色好像再也没有了。
父亲与母亲可谓患难夫妻，当年他们从延安抗大毕业后，深入敌后做抗战宣传。他们到了太行山区，在一个村落里组织群众宣传抗战，想不到这个村子有一个反动组织叫红枪会，他们刚刚进村的第三天晚上，住地就被红枪会包围了。枪声一响，父亲机智地一脚踢开窗子跳了出去，混乱之际，他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这时他听见母亲喊：我呢，还有我呢。父亲这才想起妻子还被困在屋子里，这时候敌人已将屋子团团包围，返回来救妻子等于送命。但父亲还是毫不犹豫地返了回来，他双手持枪击毙敌人，将妻子从敌人的包围圈中抢了出来，他的腿上中了两颗子弹，膝盖下方的那颗子弹就是这个晚上被打中的。
多少年以后，祁有音每逢听到母亲述说往事，都会看到母亲脸上感动的眼泪，她与父亲恩爱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是血与火的一生。
母亲尚不知父亲的病情，祁有音觉得瞞着她是对的，有时候人生是需要撒谎的。只是她不知道，父亲不久于人世后，母亲能不能抗得住这样的痛苦？
晚上，祁有音执意与父母住在一起，她想听他们唠叨，一年之中她没几天的时间能够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