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充教会、民间社团等向各国善良的人们骗取赈灾款和物资；近来他们甚至来了个“反向操作”，冒充非洲已故富豪的遗孀，声称丈夫临阵嘱托将巨额遗产捐献海外某慈善基金会，并请求该基金会代付“遗产税”，有时干脆直接冒充政府税务部门写信，这些慈善基金会求善款心切，往往不疑而中计。
如今“419”们的技术日益精湛，他们不但能把各种官、商、民角色扮得足以乱真，还能变戏法般伪造出银行汇票、提单和电汇单，甚至是花旗、兴业、里昂信贷等著名银行的信用证。因为有些诈骗金额巨大，他们甚至可以不惜工本打通银行关节，采用非常手段将D/P或L/C支付、本该款到才能取出的提单拿出并提走货物，达到诈骗的目的。
中国已是重灾区
由于中国和非洲的经济往来日趋紧密，中国已是“419”诈骗的重灾区。
2002年初曾有位来自台湾彰化的邮局退休员工廖振建，轻信两名塞拉里昂“419”的骗术，兴冲冲亲身跑到南非，把20000美元退休金交给这两名骗子，作为“提取存在银行的大量高价珠宝的手续费”，以期拿出珠宝变卖并分得巨额红利，当骗子带着钱消失得无影无踪后，这位后悔不已的上当者当场精神失常。然而和许多大陆上当厂家相比，廖先生这点损失实在不值一提。
有一家尼日利亚公司与山东某公司签订4个货柜的提花布合同，规定D/P结算，结果货物发出后，托收的当地银行在未收到货款情况下直接将提单交给该尼日利亚公司，结果该公司连同货物一齐消失，厂家损失近70000美元；
另一家浙江公司在签订供销合同（D/P支付）、并收到10000美元预付款后，于去年圣诞节前向尼日利亚哈库特港发出两货柜玩具，结果“客户”在货物装船出港后一周宣布拒绝付款，厂商知道上当、待追回货物时，却发现提单已被银行交给“客户”，结果眼睁睁看着价值近10万美元的货物被骗。
由于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外贸体制的放开，许多原本为专业外贸公司供货的厂商直接走向市场，更多原本与该行业无关的投资者也参与进来，这些厂商、个人资金雄厚，外贸热情高涨，但对非洲了解不多，对当地市场、法规、政策均不熟悉，对潜在的风险也一知半解，极易掉进骗子们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
精明的骗子们也注意到这点，针对中国“肥羊”的特点采取了更狡诈的欺骗术：他们会一反“骗子不露面”的定式，主动出没于广交会、华交会等正式场合，利用厂商急于签单的心理行骗；他们会在东莞甚至北京设办事处、联络站，利用厂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的心态减弱其防范心理；他们会抓住厂商“积小信为大信”的思维定式，先规规矩矩做几笔小生意博得信任，等客户放心签下巨额合同，在无担保抵押前提下放心交给大单，再一口吞噬。如一家叫ZEFNigeriaLtd的尼日利亚公司即以此法诈骗上海某公司40多万美元货物，此前5年的多笔小合同均无异样，另一名叫穆斯塔法的尼日尔人在多哥以同样手法鲸吞上海某公司近80万美元货物，此前近1年时间里，他竟是该公司在多哥洛美最主要客户之一，放货总额一度高达数百万美元，若非该公司负责人察觉苗头不对紧急措置，损失将更惊人。今年3月，山东德州一家企业一次就收到加纳12个“部委”的巨额招标采购信息，总金额竟高达1。2亿美元。
这些骗子有恃无恐，脸皮厚得惊人，即使被戳穿也毫不在意。那个穆斯塔法在事发后竟厚颜无耻跑到受骗公司在洛美的门市部要求“继续合作”，甚至打电话威胁该公司“不要逼人太甚”；一个尼日尔籍“商人”常驻北京，因骗术拙劣屡屡被戳穿，他却毫不在意，不但仍若无其事常常光顾“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