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的故事。诗的第一段是说诗人偶然飘泊到一个山川秀美，环境安静的村庄，村长乃一慈祥的老人，有一美貌的独生女，将这个飘泊者迎到他们的别墅，厚加款待。村长意欲以女相许，那女郎也爱上了他。
白采这首《羸疾者的爱》共七百二十余行，万余字。完稿于民国十三年间，距离五四时代不过短短五年。那时许多新诗人还在旧诗词窠臼挣扎，或乞求西洋的残膏剩馥，以资涂饰，白采旧文学根柢之厚，具见于他《绝俗楼我辈语》一书，但他这首长诗竟能将旧诗词的辞藻、语汇及旧格律、旧意境，扫除得干干净净，以一种崭新的姿态与读者相见，不是天才能办得到吗？
他若不早死，我想他不仅能与徐志摩、朱湘并驾齐驱，甚或超而上之，也说不定。因为徐朱早年时代的作品，或乞助西洋或不脱旧诗词的羁束，哪能有白采这样壁立万仞，一空倚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大手笔与非凡的气魄呢？
白采这首《羸疾者的爱》恐怕大半是真实的事迹，至于飘泊到一个山明水秀，世外桃源般山村，遇见一个慈祥且有学问的村长，恐怕是虚构的了。诗的思想是尼采式的，朱自清批评得很好，他说白采是“献身于生的尊严而不妥协的没落下去”。尼采的理想“超人”，是比现代人更强壮，更聪慧，更有能力措置世界万事，使文化进步一日千里，呈现庄严璀璨之壮观。好像只有超人才有生存于这世界的权利，我们这群庸庸碌碌的酒囊饭袋，只配做超人的垫足石罢了。
尤其那些衰弱有病的，更没有生存的资格。诗人因自己已患了不治之疾，生理心理均呈病态，遂自惭形秽，无论如何，不肯接受那女郎的爱，并劝女郎找武士一般壮硕的人结婚，好改良我们这积弱的民族，正是尼采超人思想。而且宁愿牺牲自己为中国下一代种族着想，思想之正大光明，也真教人起敬起爱。
身体健康才会快乐，身体不健康一切无从谈起。
第十二章 快乐的实现 第六十九节 目标适中
夏衍的《法西斯细菌》堪称这一创作潮流的代表作。作品立意十分深刻——后来流行的、也为作者所追认的所谓”批判科学至上主义“主题说，至多只是剧本的浅层意义；在剧本初演之日所写的《代跋之一》里的说明，应该是更接近于创作的初衷的：剧作家要把剧本的主人公写成“悲剧的英雄”。这就是说，在剧作家看来，知识分子要求专心致志为人类研究科学，原本是一个无可非议的正当的愿望，帮助知识分子实现这一愿望，正是“*自由”的现代中国的历史责任于必要标志，然而，中外法西斯主义的存在，却扼杀了知识分子这一起码的善良美好的愿望，“他们被迫着离开实验室，离开显微镜，而把他们的视线移向到一个满目创痍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悲剧”所在，这不仅是知识分子自身理想不能实现的悲剧，更是我们的时代、我们民族不能保护自己民族的精英，给他们以起码的创造性劳动条件的悲剧，说到底这是一个文明暂时无力战胜“愚蠢和野蛮”的悲剧。这样的开掘，就触及到了20世纪中国民族历史与民族文化（包括民族文学）的一个实质性问题。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英雄本色正是表现在，当他们认准现代化的中国需要科学，全人类全世界的将来需要科学时，就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一头扑到科学事业里去；而当他们不无痛苦地认识到人类最大的传染病——法西斯细菌不消灭，要把中国造成一个现代化国家不可能时，就沉稳、坚毅地，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扑灭法西斯细菌的实际工作中：这就是剧本所描写的俞实夫。这个人物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爱国主义理想，以及为实现理想的献身精神，坚忍、执着的性格，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科学作风，宽容、谦和的气度，具有一种令人感佩而亲近的精神魅力，集中地体现了现代中国民族性格的内在的美。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