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奏报给乾隆帝后，乾隆帝认为曹锡宝既无实据，又与刘全不认识，也没去过他的家里，怎么会知道他家里的情况。
遂令留京办事王大臣等再次面询曹锡宝。
并派人带曹锡宝一同前往其他大臣家仆住宅查看住房情况。
要求与刘全住宅的房屋相比对，以此判断刘全住房是否逾制。
经过调查，刘全住屋51间，系自行购置；其子刘印住房37间，系和珅所赐。
而其他大臣家的情况。
福隆安家仆栾九住房47间，伊龄阿家仆王四住房45间，李质颖家仆张老住房65间。
这些房屋均为他们自行购办，且房屋都与刘全家相仿。
曹锡宝还被带到刘全家里面，所见住宅、服用已被掩饰过，故而也没有见到特别华丽和逾制之处。
各位大臣因此再次诘询曹锡宝。
曹锡宝见此情况，知道事不可为，只得答称：“我未察虚实，遽行具奏，实属一时冒昧”。
留京办事王大臣等人认为，曹锡宝身为御史，虽说有风闻言事的责任，但并未详察虚实，轻率上奏，应请旨将御史曹锡宝交部议处。
军机大臣梁国治等人也奉旨询问曹锡宝，奏请对其“严加议处”。
最后，乾隆帝将曹锡宝召至热河行在，亲自诘询，曹锡宝“亦无指实，惟以杜渐防微之语搪塞”，乾隆帝遂将其“革职留任”。
曹锡宝行事不密，只得自行吞下苦果。
于乾隆五十七年病故。
此案以曹锡宝弹劾失败告终，究其原因表面看是由于泄密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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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更深层次分析，乾隆帝这位“最高裁判”的有意偏袒才决定了案件走向。
乾隆帝虽然一直声称如刘全有逾制行为或者和珅有疏于管教之处一定严惩。
但他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反腐肃贪。
在接到曹锡宝奏折之初，乾隆帝即质疑曹锡宝的参劾动机。
或只是曹锡宝本就无根无据，危言耸听，以博取言官之名？
或曹锡宝意在和珅，但又不敢明言。
因此先参奏其家仆，“隐约其词，以为旁敲侧击之计”？
他甚至怀疑幕后主使为纪昀，意在报复其与和珅以前的过节。
这样的态度，又如何不被办案官员所揣测迎合？
在刘全供称“房屋宽敞、器具完美，容或有之”的情况下，乾隆帝关心的却是曹锡宝作为官员是如何知道刘全家里情况的，是否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乾隆帝甚至认为，刘全代和珅办理税务多年，有钱盖数十间房屋、服用器具稍有华丽也属于人之常情。
不能够仅因为家世富厚就被参劾，贪腐在这位统治者眼中竟成了合理现象，所以曹锡宝的悲剧也就理所当然了。
纸终归包不住火，和珅倒台后，刘全亦被查出家产竟有20余万两银之多。
而且还搜出了大珠和珍珠手串等名贵首饰，证明曹锡宝此前参劾不虚。
嘉庆帝怒斥刘全为“以下贱家奴倚藉和珅声势，招摇受贿，婪索多赃，恣肆妄行，目无法纪”。
并且把刘全一案列为了和珅的二十大罪状之一，将刘全发配黑龙江，终身不予赦免。
曹锡宝作为言官勇于直谏，敢于同和珅势力正面交锋，表现了他的正直与勇气，是当时政治环境里一股清流。
嘉庆帝称赞其：“彼时和珅声势熏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殊为可嘉，不愧诤臣之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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