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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五天后我们问她，是否更愿意自己做饭，她说：‘您知道吗，我已经习惯了，从十三岁母亲去世起，我就照顾父亲和弟弟，我也非常愿意给我的丈夫做饭。’她现在需要的就是，能够照顾他并得到他的感谢。当其他所有的一切都被剥夺后，两人重新又发现了对方。”对于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而言，越是困境，越能团结一致，就像早年一样。团结一致就可能生存。面对媒体的穷追猛打，面对被自己的人民所驱赶，夫妇俩又得到了新的力量，早就宣告死亡的婚姻又一次经受了考验。米歇埃尔·兰姆克表示理解，为什么他们两人最终又互相紧紧地联合在一起，强烈地拒绝向外界承认错误，“他们只能这样。这是一种混杂着人性温暖的自我肯定。要不然他们能怎么做？批判、再批判、然后承认错误，这就意味着要从原则上质疑自己毕生的事业。”不，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绝不会质疑自己。相反，他觉得自己不被理解和被人出卖；她则开始保卫战——注意让他面对媒体时不要说错话；当危险来临时，试图操纵媒体并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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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9）
1990年4月3日，在罗贝塔尔教会的流亡生活结束了。昂纳克夫妇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下，被接到了位于贝里茨的苏军医院——玛戈特·昂纳克犯了心肌梗塞。“我会受不了她的死，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没有她，生命对我来说就失去了意义。”埃里希·昂纳克后来说。他的妻子康复了。为了逃避被逮捕的危险，他们搭乘一架军用飞机逃到了莫斯科。玛戈特这时终于重新把一切都掌握在了手中，帮他写信，打理他的对外联络，寻找脱离危险局面的路。两人在民主德国的垮台后，又在最近距离经历了被他们所热爱的苏联解体。
1991年8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失去权力。联邦德国要求引渡埃里希·昂纳克。他的妻子飞到智利他们女儿的身边。一切都失去了，现在她只能救自己。在鲍利斯·叶利钦领导下的莫斯科继任政府在1991年12月10日向昂纳克递交了在三天之内引渡他的决定。半年后，他拘押待审——就在柏林的摩亚必特监狱，恰恰就是他23岁时被纳粹关押的地方。两人相信，这是一种侮辱，在审判中只有“胜利者的法律”。事实上，法庭的审理变成了有一场有失体面的滑稽剧。关于埃里希昂纳克肝部肿瘤最微小的细节也被拿来公开分析，专家们讨论的是被告人可能的死亡方式。由于健康状况恶化，他终于获释。在镜头前，他举起了拳头。用社会主义的致意，他最终告别了故乡，于1993年1月13日飞往智利他的妻子身边。他们站在智利圣地亚哥机场的停机坪上。一对老夫妇，在迟暮中重又团聚。埃里希·昂纳克将再次挽起“他亲爱的妻子、也是他勇敢和忠实的战友”的臂膀。在家里，在上锁的门后。他们个人的幸福，如果它对于这两个“职业革命者”还存在的话，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就只为自己而活着。“正直的社会主义者”的公开形象已经被他们自己摧毁，他们对他们的人民和自己施行了暴力。“一个想要得太多的房顶修理工和一个想要得太多的接线生。”君特·沙波夫斯基简洁地认为。其他人如施托尔茨教授则认为，“悲剧”是一个确切的词，“破灭的理想，这就是悲剧，一对夫妻的悲剧，他们本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1994年5月29日，埃里希·昂纳克在智利他妻子玛戈特的身边去世。举行了追悼会，但没有葬礼。电视画面显示，玛戈特在她丈夫开着盖的、白的棺材边。她平静地坐着，偶尔整理一下头上戴着的黑巾。她的脸上几乎没有表情。一个生命消失了。她保存着埃里希·昂纳克的骨灰盒。只有她知道，它现在在哪儿。玛戈特·昂纳克保持着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