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这就是所谓〃党锢〃或〃钩党〃，〃钩〃是〃钩连〃的意思。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与世俗所谓〃义气〃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更重于消极的〃节〃。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
〃士〃或称为〃读书人〃，是统治阶级最下层的单位，并非〃帮闲〃。他们的利害跟君相是共同的，在朝固然如此，在野也未尝不如此。固然在野的处士可以不受君臣名分的束缚，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但是他们得吃饭，这饭恐怕还得靠农民耕给他们吃，而这些农民大概是属于他们做官的祖宗的遗产的。〃躬耕〃往往是一句门面话，就是偶然有个把真正躬耕的如陶渊明，精神上或意识形态上也还是在负着天下兴亡之责的士，陶的《述酒》等诗就是证据。可见处士虽然有时横议，那只是自家人吵嘴闹架，他们生活的基础一般的主要的还是在农民的劳动上，跟君主与在朝的大夫并无两样，而一般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彼此也是一致的。
然而士终于变质了，这可以说是到了民国时代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