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工人们发展了他们自己对男子气概和女性的温柔的看法。虽然这不免受到主流观念的影响，但它也有其自身的影响力。伯明翰的禁酒运动支持者约翰？史密斯说：“家庭生活的幸福是与禁酒运动密切相关的，而且我们知道给幸福的居所添彩的是妇女。不论是在童年、成年还是老年，大多数安逸的生活要依靠我们的女性亲友。”在这里他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因为实际上工人的安逸生活是依靠他们的女性亲友。但那些女性亲友需要向她们的中产阶级姐妹们学习各种技能。中产阶级的观念强调的是母亲在精神和管理方面的作用，因为妻子的职责就是提供精神鼓舞以及管理家务；工人阶级设想中的好妻子和好母亲被强调的是有做饭、清洁和带孩子等实践技能，妇女的地位和自我价值都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被一些工人接受的关于家庭生活的说法是由两位重要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弗朗西斯？普莱斯和威廉？科贝特阐述的。普莱斯生于1771年，他曾给布围裙商当过学徒，后来成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裁缝。他的一生都是在伦敦度过的，在那里他参与了18世纪90年代的激进运动，担任了伦敦通信协会的干事，还曾在19世纪20年代的工会改革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到了晚年，他成了忠实的边沁主义者，并且由于经济上的成功使他能从生意中退下来，从而可以成为一个全职的改革家。然而，在年轻时，普莱斯非常贫穷，18世纪末时他还当过一阵子工匠。他发展了妇女作用的假设，比如说他认为，只要需要，他的妻子就能在工作上帮助他。但他很坚定地去改进工人阶级的举止和道德，他在自传中喜欢详细描述贫穷的劳动阶级是怎样在文化方式和习惯上有所改进的。他喜欢描述已经消失了的年轻时代的街头游戏，公开展示那些乐趣，而且他还强烈反对工人的饮酒习惯和随之而来的对家庭的忽视。书包 网 87book。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崇高地位（3）
早在总登记员写下评论之前，普莱斯就已经是渴望完整家庭的坚定拥护者。他相信，“只有妇女不得不在丈夫工作的房间、他们睡觉的房间里做家务时，才会使她和丈夫之间的地位下降如此之多，当然尤其是她自己的地位。”当他有一个带工作室的新住处时，他非常高兴，“这让我的妻子能更好地收拾房间，而且对精神也有益。我出现在孩子们面前的形象也与以往不同。我再也看不见清扫房间、洗衣服、熨衣服和做饭了。”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普莱斯就去当学徒；他的妻子给人当仆人，没有什么正规的技术。当他能找到工作的时候，就挣得比妻子多得多了。她在照看他们的家和孩子的同时，还能帮他干些做裤子之类的工作。他对自我教育毕生的兴趣鼓励他去阅读，去思考，去写作。当他的收入增加时，他就去购买书籍并且能和著名的知识分子们交往，虽然他和他们之间的社会差异始终存在。杰里米？本瑟姆和詹姆斯？米尔鼓励普莱斯写自传，以证明一个工人是如何从最不利的背景中来提高才智和财富的。
他妻子的自我进步方式则另有不同。她学会了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裁缝和女帽设计者，能做到“只看一眼就了解一种款式，并马上按自己的想法加以变化”。按她丈夫的评价，她一直是一个单纯的妇女，很乐于成为一个好管家、好妻子和好母亲，而不是热衷于走出属于自己的领域。尽管普莱斯极力推崇的进步包括为男人们提供新机会、获得教育的希望、放弃*的陋习、成为一个明白事理的男人，但是对于女人来说，受人称赞的志向就是成为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
作家和报纸撰稿人Ｅ。Ｐ。汤普森称科贝特是战后激进主义者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对男性和女性领域问题的看法与弗朗西斯？普莱斯是相同的。汤普森认为是科贝特创建了19世纪20年代的激进主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