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响声把我们吓了一跳，不过它带来的是好消息，因为这时才六点钟。
“吉姆，快把钥匙找出来。”母亲说道。
我把船长的衣服口袋一个一个地摸了一遍，结果只掏出来几枚小硬币、一个顶针、几根线、几根很大的针、一根被咬掉一端的烟草卷、他那把柄上裂开的折刀、一个袖珍罗盘和一个火绒盒。我感到绝望了。
“也许钥匙挂在他的脖子上。”母亲提醒我说。
我忍着强烈的厌恶感，撕开他的衬衣领子，果然看到他脖子上挂着一根涂了柏油的细绢。我用船长的折刀把细绳割断，拿到了挂在绳子上的钥匙。这一小小的胜利使我们充满了希望，于是我们赶紧跑上楼，走进他住了那么久的房间。自从他住进我们店里后，那只箱子就一直搁在那里没有挪窝。
那只箱子看上去与任何水手的箱子没有什么两样，盖子上用烙铁烫了个名字的缩写字母B。由于使用多年，且又不加爱护，箱子角有些破损。
“把钥匙给我。”母亲说。虽然锁很紧，她转动钥匙，一眨眼就把盖子打开了。
一股浓烈的烟草和柏油味立刻从箱子里扑鼻而来。然而，箱子的上层只有一套料子很好的衣服，刷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母亲说，这套衣服还从来没有被人穿过，衣服下面是五花八门的东西：一架四分仪、一个小锡壶、几卷烟丝、一对漂亮的手枪、一根银条、一块老式西班牙表、几件不值钱的小玩意儿（大多是外国货）、两只镶黄铜的罗盘，还有五六个珍稀的西印度贝壳。我事后常常纳闷，他一直过着那种漂泊不定、东躲西藏的罪恶生活，干吗总带着这些贝壳？
这时，除了那根银条和那些小玩意儿外，我们没有找到任何值钱的东西，而我们要的是现钱。再下面有件旧水手斗篷，已经被海盐染成了白色。母亲不耐烦地把斗篷往上一拎，于是箱子里最后的物品便呈现在了我们的眼前：一个油布包，里面像是包着文件；一只帆布包，手一碰便发出了金属丁丁当当的撞击声。
“我要让那些恶棍知道，我是个诚实的女人。”我母亲说，“我只拿属于我的钱，一个子儿也不多拿。你拎着克劳斯里太太的包。”于是，她一面开始从帆布包往外取钱，一面计算着船长欠我们多少钱，然后把数出来的钱装进我拎着的袋子里。
这可是件很费时的麻烦事，因为那些金币来自各个国家，而且大小不同，有西班牙的达布隆金币、法国金路易、英国几尼、西班牙面值八里亚尔的金币，还有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金币，全都乱七八糟地混在了一起。几尼的数量大概最少，而我母亲只会用几尼来计算。
我们才数了一半左右，我突然抓住母亲的胳膊，因为我听到外面那寂静而寒冷的空气中传来了一种声音，一种吓得我的心都要跳出来的声音——那是瞎子的拐杖敲打在结冰的路面上的笃笃声。那声音越来越近，我们坐在那里连气都不敢出，接着，有人重重地敲打店门，我们听到门把被人转动的声音，门闩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那个恶棍想进来。突然，屋里屋外又变得一片寂静，很久以后那笃笃声重又响起，并渐渐远去，直到完全消失。我们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简直要感谢上帝。
“妈妈，”我说，“把钱都拿上，我们赶快走吧。”我可以肯定，闩着的店门一定引起了瞎子的疑心，他很快就会将那窝黄蜂全部招来。我是多么庆幸自己把门闩上啊！没有见过那瞎子的人是很难体会到这一点的。
可母亲虽然害怕，却仍然坚决不同意多拿一个子儿，而且也固执地决不少拿一个子儿。她说，现在还不到七点钟，还早着呢。她很清楚自己的权利，决不愿意放弃它们。正当她和我还在争论的时候，突然，远处的小山上传来了一声很低的呼哨。这呼哨不仅立刻结束了我们的争论，而且使我们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