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伍，津津有味地吃了这顿午饭。
1926年，鲁迅和孙伏园等到厦门大学任教。两人都单身而往，伙食便成了一个问题。孙伏园自告奋勇掌勺。鲁迅和友人章川岛谈起：“伏园有一次烧出一个满盘血红的白菜来，我问他‘是什么菜？’伏园说：‘似乎红烧白菜之类。’你想‘之类’上面还要加个‘似乎’，也就可想而知了。”
抗战期间，茅盾一家在新疆初尝马奶子，即用新鲜的马奶经过摇荡使其发酵而制成。茅盾说：“味略酸而香洌，初饮常觉不习惯，喝多了却有深嗜，一日可进十几杯，而且饭量大增。我们全家后来都成了马奶子的嗜好者。”
上世纪20年代，曹聚仁在上海与几个南社的前辈诗人过从较密。一次他跟着叶楚伧、柳亚子等一干人去豫丰泰酒楼喝酒。他们先要了四斤花雕，用锡壶盛着，用碗喝，一壶半斤，能倒两碗。曹聚仁向不喝酒，只是陪着吃和看。下酒菜是豆腐干、咸肉、海蜇皮和盐水花生。曹聚仁说：“叶先生尽是一碗一碗喝着，圆桌上的锡壶，越来越多，到后来，一点数，总共38壶，19斤老酒。”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太太里，据说钱端升夫人陈公蕙最会做饭。金岳霖说：“她是能够做大件菜的。”“公蕙的特别小品是她的煮鸡蛋。煮出来的鸡蛋，就蛋白说，有似豆腐脑，就蛋黄说，它既不是液体，因为它不流，也不完全是固体，因为它不硬，看着是一个小红球；吃起来，其味之美，无与伦比。”金岳霖还回忆说：“林徽因本来是不进厨房的人。有一次在几个欧亚航空公司的人跑警报到龙头村时，林徽因炒了一个荸荠和鸡丁，或者是菱角和鸡丁。只有鸡丁是自己家里的，新成分一定是跑警报的人带来的。这盘菜非常之好吃，尽管它是临时凑合起来的。”
金岳霖不愧是哲学家，论起醉酒，也带着哲学味：“解放前喝黄酒的时候多，醉也大都是黄酒的醉。黄酒的醉有恰到好处的程度，也有超过好处的程度。前者可能增加文学艺术方面的创作，超过程度就只有坏处。白酒的醉我就不敢恭维了。就醉说，最坏的醉是啤酒的醉，天旋地转，走不能，睡不是，坐也不是，吐也吐不了。”
朱了洲早年在上海务本女校教体育，体力充沛，食量惊人。一次他与一群男女生同桌吃饭，一时兴起，和一个女生赌这顿饭的东道，女生吃一碗他吃两碗。结果是女生吃了九碗还在添饭的时候，他十八碗下肚，实在吃不动了，只好认输付账。
蒋碧微第一次吃西红柿，是在与徐悲鸿去法国前逗留北平期间。那年暑假，徐悲鸿、蒋碧微与顾孟余夫妇、李石曾夫妇以及众多北大师生集体到香山碧云寺避暑，碧云寺有厨子专门给他们做饭，时有西红柿上桌。蒋碧微形容西红柿“红绿相间，鲜艳欲滴”，“不过我们所吃的西红柿多半是塞着肉的”。
抗战后期，物价飞涨。在重庆，谁家吃了顿螃蟹，便可当逸事乃至新闻说。
1927年6月3日下午，郁达夫去访鲁迅。鲁迅知道郁达夫好酒，临别送了他一瓶有七八年陈色的绍兴酒，郁达夫说：“当是难得的美酒，想拣个日子，弄几碟好菜来吃。”
当年上海爱多亚路有一家叫红棉酒家的饭馆，经营粤菜，店面不大，也不大起眼，但价格出奇的贵。据说某日有三个客人吃过便饭后结账，竟高达百元，而上海有名的大饭馆，十人一桌也不过十多块钱。以至出现三人当场凑不出钱来付账的尴尬场面。
抗战初期，物价尚稳定。学者宋云彬1939年1月21日晚在桂林的桂南路一家饭馆“独酌”，点了一盘炒腰花、一碗三鲜汤、六两三花酒、两碗米饭、一个柚子，总计法币2元。宋嗜酒如命，三花酒是他在桂林期间日记里最常出现的词语之一。如1940年1月26日：“腋下湿症又发，晨八时去省立医院换药。精神疲惫，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