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人同样的一种经历，而且因祖父的特殊身份和得到周恩来总理的保护，他所受的冲击比其他许多人要轻得多。这便是本书取名“寻常往事”的由来。
在回忆和祖父、祖母在一起的那些生活片段时，我不时会联想起我曾经读过的祖父的一些著述。我不想受章法所累，而是信马由缰，随思绪而去，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想摘引便摘引。这样做的结果，自然是东拉西扯，不合章法。但愿如此能为读者提供更多的信息，以补文笔之拙。
对于祖父的著述，我从未做过系统的搜集因而也未进行过系统的阅读，只是阅读了一些顺便到手的东西。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游继业先生。游先生是父亲的中学和大学同学、好友。十多年前，有人要组织出版一批民国时期人物的著作，向父亲提出搜集并编辑祖父著作的要求。但家里并没有保留祖父在1949年以前的著述。于是父亲就请在四川雅安的游先生帮忙到成都或雅安的档案馆查一查，看能否找到线索。游先生不负老同学之托，先后收集了几批资料寄给父亲，并说明了选择这些资料的根据。在此基础上，父亲做了初步的筛选和编辑工作。正当此时，原来的出版计划搁浅了，那批资料也就存放起来。后来，我把那批资料拿到家中，抽空陆续阅读。它们使我对祖父有了更多的了解。游先生已经于上个世纪90年代末于雅安去世，在本书完成之际，我已经不能当面向他致谢，只能在精神上表示我的谢意。 。。
引子（2）
我还要感谢赵心愚、秦和平、王川教授。他们在“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重点项目”中，编了《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其中收入了祖父1943年的著作《建设新西康十讲》。为了编这部著作，他们费了不少苦辛，如他们在“编者的话”中所说，“此书虽然印刷于1943年，间隔时间的确不久，然处于抗战最艰苦时期，一切服务于前线，后方物资相当匮乏，从简运作，《建设新西康十讲》用‘马粪纸’印刷，纸张黄黑粗糙，字迹模糊不清，且印刷数量少，坊间非常难寻。我们费了很大功夫及相当经费，才得以寻得一册，又花费不少时间，终于输入完毕。”《辑要》于2006年由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出版。出版后，我很快收到秦和平教授的赠书。祖父的这本著作我虽然知道，但此前并未读过。新的印刷出版物纸张洁白，字迹清晰，我很快读完了。在我写的这本书中，有多处引到《建设新西康十讲》的内容。
如前所述，《寻常往事》本来只是打算写给亲友们看的，没有付梓出版的想法。使我改变想法的是两个人。一个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沈原教授。他是我小学的校友，今天的同行、朋友。因为熟悉，知根知底，我们有时也聊到一些“前朝旧事”。他大概是最早和我提起应该写点什么给更多的人看看的人。我们社会学者常常要了解别人的生活史，我们自己的生活史为什么不能也让别人看看呢？我和沈原教授曾提到过我正在写一些回忆祖父、祖母的东西，但我的稿子没有给他看过，所以他虽然使我动念，但对于本书他没有任何“责任”。
另一个，也是对本书出版给予大力推动的人，是有多年编辑出版经历的王燕妮女士。2006年，她在养伤期间完成了一本关于中国社会学前辈潘光旦先生的书。这本书作为北京硕良公司策划的“背影丛书”之一部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在和策划者、出版者交流的过程中，她提到了我和我的祖父，引起对方的兴趣。她随即向我转告出版者的兴趣并动员我写一本和祖父有关的书。我告诉她，我倒是写过一些片段，但都是“寻常往事”，甚至是琐事，并夹杂自己的学术习惯带来的引证，不适合广大读者口味。她坚持要我寄两篇给她看看。我寄去了两篇，一篇是日常琐事，一篇则多有枯燥的引证。不料她认为很有意思，并把稿子转给了编辑吴超先生。同样，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