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传遍了杨林公社的村村落落。当地干部社员压了几年的怨气一下喷发出来，“移民佬”敢斗我们的干部，岂有此理！翌日凌晨三时刚过，十三个大队的老社员就纷纷持械，赶到新源大队。他们把新源五个插队落户的移民绑了起来。八个移民大队闻讯后，那些憋着一股怨气的新安江水库移民也急冲冲赶往新源。双方人员越聚越多，老社员最多时达到四千多人，新安江水库移民也超过一千五百人。
杨林公社当地社员口号是“赶走移民，收回土地”。这一战一定要打赢。他们经过谋划之后，派出二百多人，在王家边和下庄两个通道持枪把守，防止青阳、华埠、星口等地的移民前来声援。这一招果真奏效，把前来声援的几千新安江水库移民都拦在卡口之外。
杨林公社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几位领头人感到，当地的干部群众这次手持枪铳，来势凶猛，正面接触，必有大的伤亡。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高坂村的二十多个移民，在撤退途中，被拿铳持械的老社员围住，他们逃到杨林供销社楼上躲藏，结果被一群手持土铳鸟枪的老社员冲进供销社，朝楼上开枪射击。移民徐宏普身上被数颗鸟枪铁砂击中，当场倒在血泊中。后经五十多天抢救，最后在上海华山医院才得脱险，但他留下了终生残疾。
从2月20日起，杨林的新安江水库移民，在分散撤退中，有的上山林躲藏，有的下田野隐蔽，挨饿受冻两三天后，深夜才敢悄悄回到家中。2月21日，柏林大队移民张明忠和云头大队移民童乐庆，从家中到公社所在地的东坑口供销社买货物，途中被老社员乱棍打伤。
开化县委书记魏廷秀，县长吴海松2月21日赶赴现场调解。当地的老社员说：“不是魏廷秀做主，接受这么多移民，我们的日子不会这么难。”结果，县委书记被老社员打成了重伤，吴海松也挨了不少棒棍。
械斗持续的四天中，华埠至下庄的四十公里路段，也就是浙江通往江西的公路通道被堵塞。当时勉强还能有指挥能力的开化县委、县人委，最后召开了紧急会议，调动了十部卡车，装载了五百多名民兵，赶往杨林，才把集结起来的四千多名当地持械的武装老社员强行驱散。
一场大规模械斗平息了，但杨林的新老社员关系已经严重对立了。
参加座谈会的徐启东、郑启善动情地说：“‘2·19’事件之后，开化县委、县政府瘫痪了，我们柏林和高坂两个大队的一百多移民也无法生存，回淳安排岭向故乡的党政领导倾诉。淳安的党政机关也被‘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搞瘫痪了，我们无处控诉那个时代不负责任的跃进式移民，无处倾诉那个时代酿成的苦酒，这苦酒要由我们移民自己来喝，这不公道。”
水库移民是一种国家行为，被迁移民是一种非自愿的迁移，国家在安置水库移民时大多将移民后靠或将移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贫困的山区，但受淹区的移民原来大多生活在河谷平原和交通沿线相对富裕的地区。他们移民之后，生产、生活反差都比较大，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库移民，到一个新地方，大多住在安置地农民腾出的旧房子里，住房紧，农家具少，他们踏上移民路之后，身上就积聚起一股怨气。
安置地的干部群众，也不乐意接受库区移民。接受移民也是一种国家行动。当时的“一平二调”，安置地的农民把田地山几乎是白白地划送给移民。一亩田国家也就只给100元左右的补助。其他什么也不给了。老社员补偿少，新社员损失大，双方都有怨气。不论是独立进队还是插队安家，新老社员开始一段时期的“磨合期”，难免“擦枪走火”，矛盾加深。一场场的械斗，就是这样遭受不平等待遇，积累起不满情绪，日积月累，直至发生大规模的冲突。参加冲突械斗的双方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生存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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