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 real world”，就是说（ 欢迎 ）回到现实生活当中来，从一种基本上半封闭甚至全封闭的一种训练环境下，生活了多年的运动员，到了现实生活当中，什么事情让你最不习惯？
杨 扬：最不习惯的就是生活的琐碎。
杨 澜：琐碎？
杨 扬：对，我第一次交电费交了一天。
杨 澜：交了一天，不知道怎么去交？
杨 扬：不知道怎么去交。
杨 澜：到哪儿去交？
杨 扬：不知道到哪儿去交，去了以后又告诉我你得拿卡来，我又回家取卡，拿卡来之后你的密码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然后跑到物业去要密码，一天下来我都快疯掉了。
澳大利亚之行（1）
生活的琐碎曾经让杨扬不知所措，对于在专业训练队待了21年的杨扬，她知道这是举国体制的大包大揽带来的双重结果，一方面她们不必为训练以外的事操心，另一方面，这无意间也弱化了运动员退役之后在社会立足的资本。对于这把双刃剑，杨扬在1999年的一次澳大利亚之行就有了深深的体会。
杨 澜：长野冬奥会之后，你曾经去了澳大利亚一个月，当时是以什么样的理由去的？
杨 扬：我自己觉得很压抑，另外训练实在太苦了，几堂课下来，现在可以回忆起来的就是，我整个人是跌跌撞撞出来的，然后在外面痛哭一场。没有任何委屈，就是觉得很闷，就是觉得累得就好像只有用这种方式才可以解脱。
杨 澜：那段生活给你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杨 扬：最大的改变就是自己重新认识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
杨 澜：怎么重新认识了？
杨 扬：到那儿以后我看到了外国队员是怎么练的。他们起早贪黑，上冰是要自己花钱的，白天的价格很贵，只能上早上5点的冰或者晚上半夜的冰。对我来说，我当时正好白天在学英文，在学校上课，然后早晚去上冰，坚持下来的那一段时间真的是很痛苦很痛苦的。
杨 澜：所以你觉得他们好像练体育的目的更加单纯一点。
杨 扬：我觉得我们的环境过于优越，像在蜜罐里一样，所以可能会让很多运动员产生一种依赖心理，但实际上不光体育竞争残酷，社会也是很残酷的。我记得他们说你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危机感？为什么你会有很多主动性？其实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性格造就的，我说我实际上目的很简单，就是不想在退役之后四处去求人。
杨 澜：你特别不愿意求人？
杨 扬：特别不愿意求人，包括我当运动员的时候一直在学英文，通过学习我才获得了很多机会，国际奥委会也好，世界反兴奋剂委员会也好，给了我这些平台，有了这些平台我走出去以后看到了更多的机会。
杨扬的危机感和提前准备终于让她在几年之后收获了回报，国际奥委会妇女与体育委员会委员、世界反兴奋剂委员会委员、中国奥委会委员、北京奥组委特聘专家、主持人，杨扬在这些身份间穿梭自如。通过学习杨扬获得了这些机会，她也希望其他运动员拥有学习的机会。
杨 澜：你做的工作很多。最受媒体关注的可能是运动员的慈善基金的这项工作，就是帮助更多的运动员能够通过教育和培训的机会，能够找到融入社会的途径。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过去我们说的举国体制会给运动员带来的一些比如说在教育程度方面的一些欠缺的话，你觉得有没有怒其不争的时候？
杨 扬：当然有。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跟他们说，帮他们找些老师来学英文，因为我们有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可以免费帮他们提供老师。他们跟我说，杨姐你跟教练说，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