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还需要寻找其他证据。而考察刘恢的历官赠官，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按前引“庾稚恭与桓温书”条注引宋明帝《文章志》，刘恢曾任车骑司马，赠前将军。《宋书》卷四零《百官志下》末尾列出一份官品，云“凡新置不见此条者，随秩位所视。盖右所定也。”这缺失的两字，一般公认为“”二字，则补全后该句为“……盖右所定也。”也就是说，这是一份西晋官品。而《宋书·百官志》末尾列出西晋官品，并特别指出“凡新置不见此条者，随秩位所视”，证明刘宋官员品秩是以西晋制度为本的，只有个别新置官员不在西晋官品包含范围内，才采用“品视某官”的方式标记。同时众所周知，刘宋官制直接承袭东晋，因此西晋、东晋、刘宋三朝的官品基本可以划上等号。按照这份官品看，车骑司马属于“抚军以上及持节都督领护长史、司马”，官第六品，而前将军则属于“诸征、镇至龙骧将军”的序列，官第三品。魏晋南朝赠官之制，赠官当与生前居官品级大致相等，第六品的车骑司马如果没有特别的表现如死于王事之类，是不可能超赠三品将军的，而司马为军府上佐，车骑又是重号，如果身为车骑司马的刘恢战死于外，史书中也应当提及，不可能无声无息。因此可以推断是，车骑司马只是刘恢历官的某个阶段，不是最终任职，其最终任职应当是三品左右的*。
既然说到车骑司马，那就看看刘恢生活的年代究竟有谁曾任车骑将军。刘恢受庾翼赞赏，被王濛青目，与袁乔友善，可能还是桓温的熟人。庾翼是刘恢上司，暂且不论，其他三人年辈应与刘恢相似。按王濛公元三四五年左右（永和初）卒，年三十九，已见前引；袁乔《晋书》卷八三有传，言平蜀后与桓温分道击破隗文、邓定之叛，寻卒，年三十六；桓温晋孝武帝公元三七三年（宁康元年）卒，年六十二，刘恢则当生于西晋怀帝公元三一二年（永嘉六年），公元三四五年（永和元年）时三十四岁。据此，则刘恢也应生活于穆帝朝前后，而其为庾翼所知，出仕应早在成康二帝之时。检《晋书》卷七《成帝、康帝纪》，成帝朝曾任车骑将军者有郗鉴、南顿王司马宗、东海王司马冲，康帝时任车骑将军的只有庾冰。按刘恢如与桓温年辈相近，成帝咸和元年尚是十几岁的少年，不可能任郗鉴或南顿王宗的司马；东海王冲任车骑将军在成帝咸和九年（按拜车骑时已十二月，应在公元三三五年（咸康元年）至公元三四零年（咸康五年），当时刘恢大概是二十多岁，依其逝世年龄算来比较可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任庾冰的司马，庾冰于康帝公元三四三年（建元元年）加车骑将军，公元三四三年（建元二年）卒，计算起来当时刘恢应该是三十出头。但如果三十出头尚为六品官的话，似乎很难在三十六岁做到三品*，因此该篇采刘恢为东海王冲司马的说法。东海王冲于成帝公元三三九年（咸康六年）迁骠骑将军，公元三四一年（咸康八年）卒，《文章志》言刘恢为车骑司马，不言转骠骑司马，或未随府而转，而是另任他职，或即出都为庾翼僚属，故庾翼作书与桓温，赞其才略。然自此以后刘恢任职经历即难以考证。
到了这里，读者暂时放下刘恢，回头看一下刘惔的任职经历。《世说新语·德行第一》“刘尹在郡”条注引《刘尹别传》，谓刘惔曾任司徒左长史、侍中、丹阳尹。又《初学记》卷十一引何法盛《晋中兴书》云（《太平御览》卷二二零所引同）：刘恢，字真长。少清峻。与王濛为中书郎。时人以濛比袁曜卿。以恢比荀奉倩。这里“刘恢”显然是“刘惔”之误，则刘惔又曾任中书郎。
按《宋书·百官志》不言司徒长史官品，但言诸公府长史秩千石，从事中郎六百石，而公府从事中郎第六品，意公府长史司马应不低于第六品。桓温的谋士郗超自中书侍郎转司徒左长史，中书侍郎（即中书郎）五品，且于《宋书》所载晋官品中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