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剧情写得适合他的戏路那样。正因为如此，他特别满足于对付凶悍的对手”，在对付对手时“他有时大胆和凶狠到了愚蠢的地步”。他以谈论有关他同事，甚至有关拿破仑的最具侮辱性的话题为乐，因为他知道不用一个时辰，这些话就会传到他们的耳里。“拿破仑不喜欢我，”他微笑着承认道，“他也知道我不喜欢他。”自他在里昂初涉政坛，剥夺了无数公民的生存权时起，他就将自己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了。他可以无所不为，他洗劫教堂，屠杀年轻的修女和年老的妇人。他是口是心非和邪恶的化身，他始终有将自己在周围人们的心目中神秘化的要求，他将别人不能理解他视为乐趣。“他的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夏多布里昂①写道，“宗教和无信仰、德行和恶行，保王分子和革命者的矛盾……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自相矛盾的人。”
我们还是要问：这位警务大臣的政治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是为革命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雅各宾党人吗？他是温和的共和派吗？他是伪装的君主主义者吗？事实上他什么也不是又什么都是，一切取决于当时的需要。他除了自己什么也不相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轻视宗教、民主、群众和一切权威（当他自己没有运用这种权威时）。他认为政治游戏是不择手段的。他最关心的是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风云人物，这就是他在各种政体之下都能得宠的原因。“他是一个在现政府手下就为自己在下届政府中的地位未雨绸缪的人。”马德兰这样评论道。他自己也对帕基埃承认道：“每一块蛋糕都必须有我的份儿。”也许基佐对他的总结最入木三分：
没有人比他更加充分地表现出这种固执、挖苦、愤世嫉俗、冷漠，这种泰然自若的临危不惧，同时又无节制地需要行动、需要承诺去进行一切成功所需要的行动——并不是为了去完成某种事先预定的计划——却是简单地抓住眼前稍纵即逝的每一个机遇。
就拿破仑的第一帝国期间的政策而言，富歇可以说是处处与拿破仑背道而驰：拿破仑喜欢战争，富歇总是寻求和平。拿破仑统治了法国，富歇对他心怀嫉恨。富歇对此并不掩饰，只是在他和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缓和关系时隐藏了自己的各种图谋而已。但在法国，也许除了迪布瓦之外无人能够取代富歇，而迪布瓦的巴黎地方官的职务也是须臾不可少的。拿破仑深知自己对这个古怪人物的依赖性。1802年，富歇反对拿破仑终身执政，并揭露了吕西安·波拿巴在私生活方面和作为内政部长的各种腐败、犯罪和轻率行为以及拿破仑的官员的轻率行为。这进一步激怒了拿破仑，他最终以120万法郎的代价革去了富歇警务大臣的职务。然而，看来拿破仑不能没有富歇。他又任命富歇为终生议员（并付以高薪）并任命他为国家法律顾问（同样享有高薪），经常在杜伊勒里宫召见他，就各种国家事务征求他的意见。自富歇不再当警务大臣之后，犯罪率直线上升，也许有些是富歇在幕后指使的也说不定；特别是在地方各省，保王党的匪帮再次掀起了阴谋推翻拿破仑统治的风潮。从当警务大臣的能力和经验来说，的确没人能比富歇高出一筹。
所以，毫不奇怪，在拿破仑称帝后的两年内，又一次委以富歇警务大臣的重权，让他负责恢复国家的秩序。但这并不排除两人之间不时重新出现的摩擦。富歇和拿破仑都是不肯让步的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倨傲和独立不羁的富歇用他的沉着和耐力使拿破仑啼笑皆非。偶尔拿破仑甚至故意以饵引诱富歇，看他会有什么样的好笑的反应，因为拿破仑希望他会出洋相。而富歇也同样有当众让拿破仑下不了台的嗜好。例如，拿破仑有意揭富歇在大革命初期曾经是狂热的雅各宾党人和恐怖主义者的老底，这是富歇十分忌讳的话题。
“奥特兰托公爵阁下，大人您是否曾经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拿破仑似笑非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