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种粗粗壮壮的中年女人，嗓门很大，啤酒喝得太多。我喜欢她，她也不时地会来找我看病，可是现在我却不得不把她当做嫌疑犯。“我们得弄清楚那些电话，珍妮，”我说，“那不是从李奥塔德家打出来的。”
“当然是那里打的！”她很不高兴地回答道。
“我不是说你说了谎，警长也没这意思，可是也许你弄错了。”
“没有错，就是从李奥塔德那里来的。你看，灯不是又亮了吗？”
我不敢相信地望着接线总机，在李奥塔德名字上方的一个小红灯正亮着。“接吧。”
她把插头插上，我拿起耳机。还是那同一个沙哑的声音。“帮我接贝蒙家。”
“请等一下，”珍妮说道，她的手抖着把电话接过去。
我只听见绑匪呼吸的声音，然后赫伯·贝蒙接了电话：“喂？”
“五万块钱拿到了吗？”
“有，我拿到了，汤米没事吧？让我跟他说话。”
“我不希望蓝思警长再来突击，否则就要你儿子的命，懂不懂？”
“懂。”
“把那五万块钱——钞票上不许做记号——放在一个旅行袋或是小皮箱里。我要那个叫山姆·霍桑的医生今晚半夜把钱送来。他要送到小学的红色校舍，把钱包放在门口，然后开车离开，要是有任何人拦阻，你儿子就会死，懂了吗？”
“懂了，可是他还好吗？”
那个绑匪没有回答就挂断了电话，刚刚也在听着的蓝思警长望着我。“我想你中选了，医生。”
可是在这时候我更感兴趣的是谁打的这个电话——还有是从哪里打的。“珍妮，这些名条有没可能给调换过了？这可能是别人的线吗？”
“不会，这就是李奥塔德的电话没错，火丘上另外只有一支电话，在戴西家。”
我想起了罗勃·戴西。我不该把他忘了那么久的。“戴西家……”
“你要去哪儿？一蓝思警长问道。
“我们最好还是先到贝蒙的牧场去，告诉他们出了些什么事。”
我们到贝蒙家的时候，看到沙耶太太——那位老师——也加入了那一圈焦急不堪的人里。我看到她尽量想安慰那失踪孩子的母亲，可是她自己也很难过。
“我觉得我自己该负责，”沙耶太太说，“那里出了事我却没看见、没注意。绑匪不知怎么抓到了他。”
“你不能怪你自己，”我说。
“可是我就是怪我自己！”
“好好想一下，”我说，“你有没有什么忘记告诉我，最后那一分钟你看到汤米在秋千上的任何事情？”
“没有。”
“他当时在看着你吗？”
“没有，他面对着另外一边。”
“学校下面是不是有他可以躲藏的地下室？”
“没有。”
“附近有小孩子会去玩的山洞吗？”
“没有那一类的东西，山姆医生——完全没有！”
“可是绑匪却要把钱送回到学校去，他想必有能取钱的方法。”
我们在谈话的时候，赫伯·贝蒙一直忙着把大捆大捆钞票放进一个黑色的旅行袋。“我差不多快好了，山姆医生。”
“现在才十点钟，我们还有两个钟头。”
“你又有啥想法吗？”蓝思警长问道。
“只有一个——戴西家。”
我像那天下午一样开车上了火丘，把车停在戴西太太的农舍门前。她听到车声就到门口来看是谁。
“哦，山姆医生！我没想到你今晚又来。”
“罗勃好吗？他睡了没有？”
“我让他上了床，可是他还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