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加速的表现，反映出城市自身演变的内生型动力的不断增强。
作为游离于科层制以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向上海的集结，既是20世纪新型教育体制及社会分工和转型的产物，也是上海文化事业及文化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19世纪40～50年代以后，从上海和江浙邻县地区逐渐集拢来一些旧文人，与“西儒”一起译书、办报、开学堂、立书馆，结成上海租界上最早的一批知识分子。同前引书，第729页。 到戊戌维新时期，新型知识分子已颇具规模，约有1200人。到1903年，上海至少汇聚了3000名拥有一定新知识的知识分子。张仲礼，同前引书，第1025～1026页。 1909年增加到4000人。这些新型文化人大体上的构成是：①在教会工作；②在西人文化机构工作；③在国人自办的文化机构中工作；④靠知识独立谋生。这些人只有很少几个是上海本地人，绝大多数是从外地来到上海的。从传统文化人到新型文化人的转变是一个缓慢转变、自然集结的过程。熊月之：《略论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的产生与汇聚》，北京：《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第258、263～264页。 进入20世纪后，知识分子在上海文化事业及文化市场发展的背景下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其主体意识更加强烈，体现在迁移目的性上的个体主动性更强。20～30年代迁入上海的知识分子堪称中国文化界现代性最强、最为显赫的一支力量，几乎为清一色的新式知识分子，其中还包括大批学成归来的留学生。此外在本土培养和发展起来的各类各级新式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中也充斥着大量的外地人，大中学校生源中外地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要精确统计20～30年代上海知识分子（包括学校体制内的教师群体）的人数十分困难，有学者对此做了一个大致的估算： 1936年上海中小学教职员与新闻记者有3万人，1946年自由职业者为53584人，1950年上海从事文化性质职业的知识分子达142942人，由此推算30年代上海文化界知识分子人数在20万上下，如果仅以受教育程度为指标计算的话，包括其他领域知识分子，人数不会少于40万～50万人，甚至更多。忻平，同前引书，第132～137页。
上述以各行业职员、科层制管理人员、政府公务员、知识分子（包括教师、自由职业者）组成的社会群体构成了中产阶层的另一个主体即新中产阶层——以知识和技能谋生的阶层。他们与传统老中产阶层的区别，在米尔斯看来，主要在于财产关系的变化。消极地说，这是从有产到无产的转变；积极地说，这是一种从财产到以新的轴线——职业来分层的转变。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85页。而无论是新中产阶层还是老中产阶层，他们都是上海独特的现代化进程及社会转型的产物，构成了上海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并给予上海近代社会变迁以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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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结构（1）
职业结构、职业地位与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
限于资料和篇幅的关系，本文对中产阶层职业结构、职业地位、生活方式及群体特征的分析仅限于新中产阶层。
从上海中产阶层产生的过程中，可以发现，所谓新中产阶层，是一个在职业、地位、收入等方面相差甚大的群体。就职业结构而言；职员通常包括了在社会科层制机构从事非体力劳动的技术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工厂中上至厂长、工程师，下至办公室的普通管理人员，商店里的经理、店员、练习生，政府机关中的公务员，以及银行从总经理到主任、办事员等都可归为此列，其范围涵盖了各种行业、各个等级。知识分子则主要指游离于科层制以外的自由职业者如自由撰稿人（包括作家、翻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