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典，对于祖父母一辈的老人更显重要，他们需要一种感觉，一种还被孩子们记惦着的感觉。在这些特殊的时候，他们通常会邀请全家人与他们共进晚餐。
结婚纪念日尤其引人关注，它标志着夫妇二人走入了婚姻的海洋，从棉花周年纪念（结婚1周年）到瓷器婚（结婚20年），银婚（结婚25年），金婚（结婚50年）和钻石婚（结婚60年）。儿子辈的，孙子辈的，曾孙子辈的，都会齐聚在这些家族内部的庆典上。
人类的平均寿命在19世纪期间得到了显著增长。1801年时的平均寿命是30岁；到1850年时男人的平均寿命上升到了38岁，而女人则上升到了41岁；到1913年时男人是48岁，女人是52岁。但富有的人可能远比穷人活得更长远。在法国，在1870年到1914年间，对于40岁的男性来说，各个领域内的个人死亡率是：白领雇员是130人，工人是160人，工厂主是90人。1823年在波尔多，富有的中产阶级的平均死亡年龄是49岁，而社会阶层低下的人只有33岁。1911年到1913年在巴黎，在比较富裕的行政区内死亡率是人口的万分之十一，贫穷地区的是万分之十六点五。贫穷地区的肺结核死亡率是富裕地区的两倍。
生命中的大事（9）
因而，富有的人通常可以在他们的生命晚期享有一段快乐的退休时光。那些从事独立职业的人不得不自己承受退休以后的花费；在19世纪只有公务员可以领到补贴。1853年6月9日颁布实施的法律规定，在那些曾服役的老兵、政府雇员和从事学术工作超过30年的人60岁时向他们提供补贴；同时还确定了最高补贴数额：以地方官员为例，补贴额不得超过6000法郎或是过去6年中平均补贴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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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几乎就领不到补贴。唯一的例外是那些受雇在政府的工厂或铁路或是特定的大型工业公司中工作的人。许多工人都赞成互助金制度。而没有任何社会安全保障方式的农民们则只能依靠家人的赡养。1910年“关于农民和工人的补贴”的法律尽管存在颇多争论，范围也很有限，但却表明人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在19世纪，退休的医生或工程师依靠他们在工作的数年中积攒的钱财来度日。那时，钱币的价值相当稳定，一个自由职业者可以在他50岁时退休，同时个人的生活标准绝不会下降。那时，法国许多退休者的背景都只是普通的中间阶层，收入相对较少。退休折射出的是一种安逸的理想。一旦一个人不必再为生计奔忙，他所有的时间就可自由支配了，他可以自由享受每一天私人生活的快乐了。
富裕的人会在家中死去。对他们来说，医院是个可怕的地方，只有那些没有钱也没有家的人才会在那里死去。即使是门诊部，它们接待的客户要比医院高等一些，也仍然被视作是一种驱逐的形式。死亡与住宅紧密结合为一体。修道院院长肖蒙在1875年写到，主卧室是某天上演最后痛苦一幕的“避难所”。
在巴黎和其他大城市，这种死在家里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自从奥斯曼时期以来那里的公寓住宅数量一直在萎缩。空间的缺乏使得要想亲近死亡也变得困难起来，尤其自从巴斯德发现微生物以来，人们已被卫生学搞昏了头。此前死亡只是生命中的一部分，而现在已被视为一种*的形式。于是，死亡逐渐被驱逐到医院中去，这就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变化。
当一个人死去时，那些照料他的人会将故者的眼睑合上，放直其肢体，在躯体上盖上一条白单。脸不会被盖上，而且要有灯火将其照亮，以在最后时刻保留一分生命的迹象。出于同样的原因，遗体要日夜有人照看，不会让其感到孤独。如果死去的人是个天主教徒，会在其胸口上放置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