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风？”
萧芷琼眼神一黯：“我知道，中原人视我们为蛮夷，视草原为蛮荒之地……你心里也这样看我……”
“不！”云铮打断道：“所谓‘华夏’、‘蛮夷’，原本便不是从地域来划分的。《全唐文》中程晏的《内夷檄》说：四夷之民长有重译而至，慕中华之仁义忠信，虽身出异域，能驰心于华，吾不谓之夷矣。中国之民长有倔强王化，忘弃仁义忠信，虽身出于华，反窜心于夷，吾不谓之华矣。岂止华其名谓之华，夷其名谓之夷邪？华其名有夷其心者，夷其名有华其心者，是知弃仁义忠信于中国者，即为中国之夷矣，不待四夷之侵我也，有悖命中国，专倨不王，弃彼仁义忠信，则不可与人伦齿，岂不为中国之夷乎？四夷内向，乐我仁义忠信，愿为人伦齿者，岂不为四夷之华乎？记吾言者，夷其名尚不为夷矣，华其名反不如夷其名者也。——可见所谓华夏、夷狄，绝非生于何处，血统何承而定，而取决于其是否拥有符合道德教化的文化、礼仪。若我中原之人皆不知礼，而辽人却守礼守法，则中原沦为夷狄，辽人升为华夏是也。至于蛮荒一说，只能说我汉人乃是农耕民族，并不长于游牧放猎，不愿意生活在自己所不熟悉的环境而已，这无关华夷之辨。”
他陈恳地看着萧芷琼：“你是个知书达礼的女子，所以，你完全便是‘华夏’，怎么也算不得‘夷狄’的。”
云铮所言不虚，程晏以“礼义”或“仁义忠信”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是从文化而不是种族出发，这种以文化而不以种族或地域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其实早在儒家创始人那里就已提出。但是，对于“文化”的内涵和范围，不同时期却有不同主张。
孔子将音乐、服饰等都作为区别夷、夏的标准，鲁定公十年，齐国和鲁国会于夹谷，齐国有司请奏“四方之乐”。于是“旌旄羽袯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杞国国君成公、桓公、文公，孔子都贬称为“子”。其原因是因为他们“用夷礼”。据杜预注：“杞，先代之后，而迫于东夷，风俗杂坏，言语衣服有时而夷，故《传》言其夷也。”如果杜预的解释不误，那么孔子将语言、服饰都作为区别夷夏的标准。而到了唐代，“胡乐”已经作为“国乐”而登上大雅之堂，唐朝宫廷音乐中的十部乐中，龟兹、疏勒、康国、安国、天竺（或扶南）、高丽、高昌7部都属于夷狄之乐。而胡人的服饰，也是唐人所喜好的，甚至连达官贵人，往往也胡服骑射，外出巡游。所以陈黯、程晏以“礼义”或“仁义忠信”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一方面是对孔、孟以来“用夏变夷”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同时也是对唐初以来大量少数民族部落入居内地并且势力日益强大、民族交流与融合日益加深的现实的反映。
萧芷琼虽然也称博学，却也第一次听汉人尤其是云铮这样名震中原文坛的大才子分析华夏与夷狄的区别，以往魏人见了辽人，可都是一口一个夷狄、蛮夷的叫的，她忍不住问：“真的吗？”
云铮笑起来：“当然，你只要书读得跟汉人一样好，但凡碰见有人乱喊什么蛮夷，就一口一个‘子曰’，一口一个‘圣人云’，包管人家不敢再说。”
萧芷琼噗嗤一笑，白了云铮一眼：“读了书就了不起吗？我们辽国皇室可都是不读书，特别是不读汉书的。”
“所以他们是夷狄。”云铮这回却很不客气，道：“你可知道为何我大魏不会因为养不活人而要攻打别国，而你们大辽却总是出现这种情况吗？”
萧芷琼摇头道：“你莫非要说是因为汉人读了书？我看不是吧，汉人里头读了书的也只是很少很少一部分，一百个里面有一个就不错了。”
云铮摆摆手：“不，不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