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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 (2 / 4)

全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行进。袁世凯和克伦威尔一样,称帝则不寿,都没有活过六十岁,冥冥之中仿佛有天意。然而,历史的演变却没有这样简单明快。众所周知,袁世凯以后的中国,革命复革命,竟然打起了各种革命的联赛。日本人来之前在互相开炮,日本人走了之后还在互相开炮。

法国历史学家罗桑瓦龙写在《结束革命》里的追问让人警省——为什么每当这个国家“自以为驶入宁静港湾的时候,深渊和沮丧却总是接踵而至?”

什么是真正的革命?什么又是暴力的深渊?早在1929年,胡适先生在《新月》杂志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感慨中国社会充斥了太多暴力与混乱,指出中国最要紧医治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这“五个大仇敌”,由此希望能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的国家”。“太平天国之乱毁坏了南方的精华区域,六七十年不能恢复。近二十年中,纷乱不绝,整个的西北是差不多完全毁了,东南西南的各省也都成了残破之区,土匪世界。”

“武力暴动不过是革命方法的一种,而在纷乱的中国却成了革命的唯一方法,于是你打我叫做革命,我打你也叫做革命。打败的人只图准备武力再来革命。打胜的人也只能时时准备武力防止别人用武力来革命……于是人人自居于革命,而革命永远是‘尚未成功’,而一切兴利除弊的改革都搁起不做不办。于是革命便完全失掉用人功促进改革的原意了。”

为什么“光荣革命”没有流血牺牲却达到了革命的目的,而法国革命暴力不断却在原地转圈,这是盘桓在包括基佐在内的法国思想家们心头的梦魇。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增进国民的福祉、整体性的自由,在于从此告别革命而非不断革命,否则革命从一开始便已经误入歧途。

必须承认,在经过漫长的流血的革命的世纪之后,中国告别革命的任务远没有完成,这是这代人最需要面对的现实,也是最应担起的责任。如前文中谈到的,法国最终告别革命,经历了漫长的一个世纪,是一个多线并行的进程。今天的中国,若要真正告别革命,需要在政治与社会等各方面进行长远的建设。而这一切,显然不是通过暴力维稳所能做到的。对于中国现在积累的许多问题而言,暴力维稳只是延长导火索,甚至只是加挂火药桶,而不是真正解决问题。在此意义上,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改造坏的关系)有了另一层含义,即政治改革既是为了拒绝新的暴力革命,同时也是为了以和平的手段完成尚未完成的革命,而完成这场革命的目的则是为了使这个国家彻底告别革命。

再版序:我想和这个世界平起平坐(6)

(四)

没有思想,就不会有理性的社会。理性之魅,在于节制与担当。所以帕斯卡说,人是会思考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索尔仁尼琴说,对一个国家来说,拥有一个讲真话的作家就等于有了另外一个政府。因为看到“多数人暴政”的危害,穆勒坚定地认为全世界让一个人沉默并不比一个人让全世界沉默更具有正当性。

独立思想无论是对于人生还是社会,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我时常沉浸在思维的乐趣之中,不仅在于乐趣本身,还在于思想之中另有国土。只要你是一个精神独立的人,愿意保卫你头脑的主权,不做他人之附庸,你便有了自己精神上的祖国。

不要让自己内心的火烧出来,同时又不让它熄灭。这些年,尤其在各地的讲座中,我见到了许多热爱思想的人们,大家本着一颗自由交流的心,坐到了一起。而在所有的讲座中,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在贵阳,我是在到了之后才知道,邀请我去的是一群爱读书的老年人。因为《重新发现社会》的缘故,他们拐弯抹角找到了我。多么让人感恩的相遇!还记得那天,阳光正好,我们在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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