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年，全球商业航天活动的收入将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在中国退出之后，欧洲航天局异军突起，占据国际商业航天市场半壁江山，美国、俄国紧随其后，甚至日本也后来居上，占据了原属中国的市场份额，对此中国航天和长城公司显然无法满意，他们力图绕过美国和技术两大难关，重新杀开通往国际市场份额的血路。
中方的对策是摆脱对美国技术和零部件的依赖，发展基于本国技术的星－箭成套交付业务；着力开拓第三世界市场，找肯接受中国技术的客户，做欧美人不愿做、不能做的生意。
应该说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据统计，当前国际航天市场细划分中，3％为发射，9％为卫星制造，28％为地面制造，60％为卫星运营服务，中国在1990－1999的9年间，基本只涉及所占份额最少的发射领域，技术含量和利润都不尽如人意，如果能通过诸如“尼星一号”这样的合作将从箭到星、从天空到地面的一揽子服务都抓在自己手里，无意将大大拓展中国航空的国际市场空间。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中国航天虽然有其优势和特色，但仅就国际商业卫星市场而言，技术缺口是相当大的。
中方的长项主要是比重最小的发射一块，长征系列火箭虽有过几次失败，但技术成熟、信誉也较好；卫星制造方面则技术竞争力较低，重达5200公斤的“尼星一号”号称“设计寿命15年，可提供Ka、Ku、C、S、L频段转发器，整体性能达到当今国际同类通信卫星先进水平”，但实际水平不容高估。和“尼星一号”基本同型的“鑫诺二号”失控后，作为备份星顶替其角色的、采用法国阿尔卡特Spacebus…4000C3平台的“中星九号”，相同技术标准下，发射重量竟比前者轻800公斤之多；事实上，不论通讯卫星、气象卫星，中国在商用卫星可靠性上纪录一向不佳，通信卫星东方红－2、－3第一颗都失败了，气象卫星风云更连毁两颗，运行中种种故障屡见不鲜，至于卫星性能指标的落后，已是非同一般，后起的印度资源卫星已可出售图片，而中国竟还需向台湾“福卫1号”购买图片；大肆宣扬的“北斗”三星导航系统，其应答式服务方式功能单一，使用不便，与美国GPS系统的技术差距和市场形象更是不可以道理计。
更要命的是，为夺回市场损失，中方采取了有些急功近利的态度：合同2004年底就签署，而卫星研制定型却在大半年后才勉强完成。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使用、和“尼星一号”同出一源、采用相同平台的“鑫诺二号”原定2004年底发射，实则推迟近两年，研制周期长达6年，其间出现了包括整个系统超重等问题，在签署“尼星一号”合同后，为确保卫星顺利上天，不得不紧急提升火箭运载负荷能力，结果造成“卫星等火箭”的尴尬。
更有甚者，专为这一型卫星量身定做的世界上最大的卫星紧缩场合同在2003年3月13签订，建设周期29个月，按常规也只能在2005年8月投入使用，而“鑫诺”最初竟计划在2004年发射，其草率可想，最终鑫诺在2006年11月升空后失控，从而直接影响到“尼星”的发射——谁能保证同型的“尼星”不出问题？
关键在于为了争分夺秒，中方对这个首次整合的、全新的大型复杂技术平台采用了传统但落后的“大会战”模式，跳过了不可或缺的工程演示，直接投入商业发射，首次“交钥匙工程”的商业卫星合同就是重达5200公斤的、科技含量极高的大型通信卫星，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在市场重入过程中，长城公司盲目乐观，在“鑫诺”定点尚未完成时就一口气签了包括“尼星”在内6个相同平台的合同，结果“鑫诺”一陨，一切都变成未知数。
当年中国同样在火箭未定型前大签合同，结果96年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