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石私下会面“抬杠”的时候，必然繁多难数。不过，胡适与蒋介石私下的“抬杠”，没有多少人得以亲睹其实况。在公开场合，胡适和蒋介石彼此之间，应该是客客气气，“揖让也君子”，因此，在研究院的这场“抬杠”，必然让人“大开眼界”。得以亲逢其盛的李亦园和吕实强教授，对此长存记忆，理有应然。所以，即使他们的述说，稍有小疵，也未必可以都得到文字佐证（例如，胡适是否一开始就说“‘总统’你错了”这句话，文献无征；至于身为“副总统”的陈诚是否有“胆量”拉了蒋介石一把要他坐下，恐怕更是无能验证），但是，胡适不向政治强人低头，不对最高领导唯唯诺诺的风骨，绝对是铁铮铮的历史事实。
再从蒋介石对胡适的“两面手法”脉络而言，蒋介石对胡适这回的公开“抬杠”，明里不置一词，心里应该不会好受。所以，李亦园教授说，蒋介石在胡适担任“院长任内就未再来过南港了”，是否显示他对胡适当场反驳自己“耿耿于怀”，固然没有史据可以证明，却也不是无迹可察。
大江东流，时过境迁，应该不会再出现指定“中央研究院”任务究竟何在的政治领袖了。然而，研究院作为一方自由与独立的学术殿堂，绝非理所当然一路平坦；胡适对蒋介石谈话的这番公开“抬杠”，就是具体例证。因此，回顾这桩陈年往事，正如李亦园教授的评价，胡适为研究院在追求学术自由与独立上树立了一个里程碑，后世必将追怀永远，法式无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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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所长所长：从傅斯年说起1
在书写中央研究院的历史的时候，傅斯年绝对是不会被遗忘的人物之一。好比说，在1938年7月这个时间点上，他既是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又是中研院的（代理）总干事，承担院务、所务之外，他还身兼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傅斯年尝夫子自道曰，自己的职业“非官非学”，他在此刻的多重身份，即是清楚的印证。
然而，即便与傅斯年生命旅途相关的领域如是广泛，他未曾顾此失彼，还是兼筹并蓄，“做此官，行此礼”，扮演好每一个角色，拿捏好应该有的分寸。例如，在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军、公、教的待遇极差，领导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的大师费正清，自1942年起从华盛顿的工作岗位上被调到重庆，先后担任过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及美国新闻处处长，即亲眼目睹战争期间知识分子濒临经济绝境的困顿。他在家信里便说，送给中国教授一支自来水笔（fountain pen）的价值，即远远超过他一年的薪水。在如是的大环境下，身兼史语所所长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傅斯年，一样也得为了“开门七件事”而苦恼，在写给夫人俞大綵的家信里，便仔细讨论“米贷金”的事该如何解决。只是，即使面临这般窘局，傅斯年依旧枵腹从公，俭朴自持，绝不以兼职身份拿两份薪水，所以毅然退还了向参政会领得的薪水及生活补助费。傅斯年的清廉自持，本来只是公务员应有的最低道德标准；可是，对比于当时权贵高官之贪婪横行，他的进退出处，却是空谷足音，深具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道德风格的典范意义。
不过，傅斯年这般的自我规约，却不会“推己及人”，要求同侪同样遵守。相对的，他反而以个人丰富的政治/人际网络为同仁争取紧急救助和福利。例如，他将梁思成、思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按：蒋介石）”，表明他们“需实时之救急”的困窘。这等侠义作风，让梁思成之妻林徽因“感与惭并”，不得不致函盛誉傅斯年“存天下之义，而无有徇私”。
同样的，一代史学大师、史语所专任研究员兼一组（后来的历史学组）组主任陈寅恪也是傅斯年帮助的对象，只要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