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在毛泽东逝世前的1975年为54�4元，22年的总增长率为40�2％。转引自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517页。
变化发生在1978年以后。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革开放。这首先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然后转向城市的诸多经济领域。在此后的20余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1978起，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都在8％左右，1992～1994的三年间则达到11％～13％之间，即使在全球经济尤其是东南亚经济普遍低迷的20世纪的最后几年，仍然达到7％左右，即使在强调“宏观调控”的最近几年也保持在8％左右。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十二大上提出的在1980～2000年的20年间，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也提前5年实现。现在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强国，而按麦迪森运用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的测算，中国更是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它的GDP总量占世界总量的12�9％。参见《中国GDP统计存在水分吗》，《扬子晚报》2002年5月4日A12版。
如果说中国经济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迅猛发展，为中国人民生活的改善奠定了最基本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还与1978年后出现的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最为直接和密切的联系。在这里，我们所说的中国社会的转型包括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其一，沿着1949～1978年间的工业化道路，继续实现从以农业为主导的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社会的转变；其二，尤为重要的是，从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其三，从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转变。我们紧接着就会看到，正是这种社会转型及下述由这种转型带来的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变化，使中国中产阶层的出现和成长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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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与中产阶层的兴起（2）
变化之一：政治的清明和宽松，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使得市民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从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分离出来，哈贝马斯所称的公共领域在一定范围内出现，这是中国中产阶层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们首先看到的一个有意义的变化，是1979年后中共中央宣布为地富子女摘帽，并结束先前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代之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变化，伴以社会生活中的其他改变尤其是职业的分化，使得中国社会的分层得以从“符号性”的阶级标准转向职业标准，而这正是中产阶层得以出现的前提之一。能够想象的是，随着国家不仅对经济生活同样对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社会生活干预的进一步弱化（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市民社会的形成及与其相关的公共领域的扩大，将为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变化之二：经济的持续稳固的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规模的扩大，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是中国中产阶层出现和成长的条件之一。中国经济在20多年中所取得的成就，已经成为全世界承认的不争事实，而它未来的发展也为世界所看好。而对造就中国的中产阶层来说，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基础，但国民收入的提高及提高的幅度更是一个直接的因素。事实是，1980年我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7％，1993年上升到71％，预计到2010年将上升到81％，肖文涛，同前引书。这意味着国家的经济成就将更多地转化为民众手中的财富。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其他诸多因素的变化也在改变中国社会的分层结构，促进着中产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