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着它的城市发展和社会整合。但是租界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及特殊的庇护作用，又使得西方先进的市政管理模式及方法能引入租界并即而为华界地区仿效，使其很快进入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由于租界为企业提供了稳定的秩序，先进的基础设施、技术设备以及制度示范，加之生产要素、经济要素在上海与国内、国际间的流动不受行政地域的限制，使上海成为了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在中国的首选之地，近代工商业、金融业、公用事业、房地产业以及教育事业等在此率先出现。此后上海经济的发展很快取得了全国经济中心的地位，它不仅聚集了当时中国最大量的资本和工商业，而且还汇集了中国最精明能干的企业家、金融家和商人；不仅拥有国内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员工，而且还建立起国内最先进的企业制度。这种后发生型现代化一方面带有强烈的示范效应和被强加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却也促成了因其生存挑战而作出的被动回应。其初始动力虽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外部，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城市自身已发展出了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从而弥补了前现代城市中所缺乏的动力。忻平，同前引书，第29～31页。 此时的上海已是有380万人口，中外银行及其他金融机关200余家，进出口贸易占全国半数以上，专科以上学校达30余所，中外报馆多至百余家，独步远东商港及世界五大都市之一。《上海市年鉴》1937年（上），上海：中华书局，1937，（总）1。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使上海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表现在：其一，社会异质性的增加，新的社会阶层、阶级与群体出现；其二，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导致社会关系失衡。从晚清到1927年间，传统的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社会制度高度重合的自上而下的总体性组织瓦解，国家对资源的控制明显弱化，其政治整合能力大为下降。在解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新的社会结构的重建，及至1927年已经基本完成。上海社会出现了由官僚、绅士、买办、民族资产阶级中地位、身份、收入显赫者所构成的上层和由小商人、小企业家、小店主、职员、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构成的中层以及由工人、苦力等构成的下层之间的分化与重组。
上海移民城市的特质以及由社会分工带来的职业分化直接造就了一个新兴的中产阶层。1843年，开埠时的上海城市人口仅20多万，1910年已为1289353人，1930年为3144805人，1947年为4494390人，1949年初达到5455007人。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90～91页，表1“上海历年人口统计（1852～1950年）”。短短一百年，上海从一个普通县城一跃为全国第一大都市，移民构成了上海社会的主体。据估算，公共租界上海籍与非上海籍人口的比重1900年为19％：81％，1910年和1930年分别为18％：82％、22％：78％。华界统计的上海籍与非上海籍人口比重有所增加，1930年为26％：74％，即便如此，其比重仍然偏低。同前引书，第112页，表19“旧上海公共租界上海籍人口与非上海籍人口（1885～1935年）”。表20“旧上海‘华界’上海籍人口与非上海籍人口（1929～1936年）”。从《1934～1936年上海市公安局户政股档案》统计资料中可以看到，所列之“农、工、商、党、政、军、交通、新闻记者、工程师、律师、会计师、医师、士兵、警察、劳工、家庭服务、学徒、佣工、杂工、无业”等职业行当中，都有大量移民。忻平，同前引书，第57页。移民的动因，既有外在的“推动——吸引”的作用，也有内在的“投资——利润”、“期望收入”的冲动。移民类型包括求学、谋生、享乐、避难、经商、办厂、学艺等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