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衣物装进一个行李袋随身携走,其余的行李,包括以弗利医师的名字从北平运来的军用提箱在内,都不许带走而只好留在了营区。日军的目的显然是在详细检查之后再作处理。一两个星期之后,海军陆战队员的箱子都运到了天津的俘虏营,可箱子内的物品已被翻得乱七八糟。
标着弗利医师名字的箱子并没有运到天津的俘虏营交给我或我的同伴,而是直接送给了弗利医师本人。后来,也就是战争结束之后,我才听弗利医师说,在他托我保存的箱子里,就藏有珍贵的“北京人”。
我所知道的就这些,夏皮罗先生,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与弗利博士继续交谈。
夏皮罗关掉录音机,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非常感谢你,戴维斯先生。您提供的情况很有价值,也是我首次听到。如果您提供的情况在记忆上没有问题的话,这将意味着‘北京人’化石并没有送到秦皇岛港的瑞士仓库。”
“化石从来就没有在瑞士仓库存放过,我敢保证。”戴维斯坚定地说,“至少在日军占领美海军陆战队兵营前是这样。”
“我很想听听弗利医师所知道的‘北京人’的情况,也许他掌握的情况更多,更细,更令人感兴趣。”夏皮罗有些歉意地说。
“是的,他比我知道的情况要多得多。我现在就去叫他。”戴维斯说着走出了小屋。
大约两分钟后,弗利博士出现了。他一走进小屋,便连连道歉说,“很抱歉,夏皮罗博士,让您久等了。”
弗利顺手拉过一把椅子,很靠近地坐在夏皮罗的对面,以征询的眼光望着夏皮罗说:“夏皮罗先生,您想让我谈哪一段情况?”
“就从你参与转运‘北京人’化石开始讲起吧。”夏皮罗重新打开了录音机。
弗利心情很自豪,看上去却是一副沉思状。他停了片刻,便开始说道:
我是接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负责这几只箱子的。1941年深秋,美国驻中国公使馆和协和医学院的官员经过与新生代研究室的中国同事反复商量,决定先把“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保护起来,不知为什么他们选中了我承担运送任务。后来我考虑可能因为我曾经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研究员的关系。我那时在中国已完成了三年的服役任务,决定准备随同美国海军陆战队一起到马尼拉,然后再从那儿转道回美国纽约,这可能便成为让我护送珍贵的“北京人”化石的最合适的理由。
记不得是哪一天,我接到哈斯特上校的电话,从天津赶到了他的办公室。上校告诉我说,北平协和医学院有一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要运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护送任务由你承担,为避免路上产生麻烦,我已告知他们在那批化石运往秦皇岛装船之前,将装有化石的木箱写上你的名字。这样可名正言顺地通过海关等关口的检查。
我问上校,这化石是不是在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他点了点头,说是的,就是那批化石,并一再叮嘱我要用心护送,不要出现任何差错。
从北平回到天津后,我就给秦皇岛霍尔库姆兵营的戴维斯打了电话,告诉他要小心保管。
12月4日,协和医学院珍藏的“北京人”化石被拉到了北平美国海军陆战队兵营。我于这之前已受哈斯特上校的指令从天津赶到北平的陆战队司令部,目的是让我看一看装有化石的箱子的形状,以做到心中有数,免得出现差错。化石停放在兵营后,我看到箱子大约长度为50英寸、宽20英寸、高10英寸左右。有些化石是放在大玻璃罐内,然后装在军用提箱里,四周塞满了棉花、木屑之类的杂物,以避免相互碰撞。后来这些箱子写上了我的名字,其他的箱子也写着不同人的名字,其中写有上校名字的那个军用提箱也装有化石。第二天,化石就在陆战队员的护送下运往秦皇岛,我也随之回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