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信，要有关‘北京人’的材料，大概又要写什么了。”
“有人说您当年装箱之前，‘北京人’头盖骨有可能被美国人调了包，也就是说您装的是模型，而不是真品。您认为这种可能性存在吗？”我们又问了胡先生第二个问题。
胡老断然否认道：“不可能！‘北京人’头盖骨是我一个个亲手装的，当时我还叫了解剖科的吉延卿帮我把箱子从楼上抬下去，然后帮我一起装，而且，之前我已经装过一次了，怎么可能是假模型呢？！”
“那么‘珍珠港事件’之前，新生代研究室除了长谷部言人和高井冬二来过外，还有别的日本人来过吗？”
“有一个。”
“真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很是惊喜，因为在我们的采访中和查到的所有文字记载里，还从来没有这条线索。
“这个日本人的日本名字我记不得了，只记得他的英文名叫Ａｋａｂｏｒａ。”胡老说，“他大约是１９４０年底或１９４１年初被日本的一个科研机构派来中国的，在解剖科Ｂ楼呆了６个星期。我当时是很警惕的，但没有发现这人有什么活动，他每天埋头看书，不怎么说话，也不多问什么问题，看样子挺老实本分的。但‘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有位朋友在‘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那儿看见过这个日本人，所以这位朋友劝我躲一躲，说万一被这个日本人认出来后，就麻烦了！”
“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当年日本人设在北平的一个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机构，中国的不少珍宝，就是通过这个机构弄到日本去的。那么这个英文名叫Ａｋａｂｏｒａ的日本人，后来为什么会出没于“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这种地方呢？此人有没有可能也是个文化特务？他当初之所以到新生代研究室呆了６个星期，会不会也是为了“北京人”？于是我们问胡老：“‘北京人’的失踪，有没有可能与这个日本人有关？”
“你们问的问题都很怪。我不知道。”满脑智慧而又经历过“文革”的胡老对此类问题总是持谨慎态度，从不作主观推测，更不轻易下结论。
但我们还是又问了一个问题：“胡老，据您所知，当时存放‘北京人’的保险柜的钥匙，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上？”
“保险柜没有钥匙，使用的是密码。”胡老纠正道，“协和医学院始终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装有‘北京人’的保险柜，也一直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魏敦瑞离开中国前，一直由他自己掌握着保险柜的密码，没有一个中国人能打开保险柜。１９４１年４月，魏敦瑞去美国后，保险柜的密码便掌握在了他的秘书息式白的手上。不过，魏敦瑞走时对息式白有交待，只要我需要打开保险柜，就得打开，因为我要给魏敦瑞赶做‘北京人’的模型，每天都要从保险柜里取出‘北京人’头盖骨。所以，每天上班时，息式白给我打开保险柜，下班前，我再把头盖骨放回去，然后锁好保险柜。”
由此看来，问题不可能出在胡承志装箱之前，而肯定出在胡承志将“北京人”交到美国人博文手上之后。那么，“北京人”到了博文手上后，他和胡顿院长到底是将“北京人”首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还是直接交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半个多世纪来（准确地说是５７年来）一直是个未知数。中方所有当事者和西方部分人一致的说法是：博文将装有“北京人”的箱子首先送到了美国公使馆，而后再送陆战队。但是，持这种说法的人几乎都是“听说”———贾兰坡听胡承志说，胡承志听裴文中说，斐文中又听王锡炽说，王锡炽又听博文说……就是缺少一个能支撑这种说法的根据。而我们又听说，胡老手中的那张图好像与日本宪兵队搜索“北京人”有关，所以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想，若能亲眼见到胡老手中的那张图，也许能从中破解和领悟到一点什么。于是我们再一次试探性地向胡老问道：